枭阳子/文
摘要：
在辜鸿铭看来，无论中国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他热切期待的是，在中国涌现出能将中国文明之美及其品德价值与现代欧洲文明之拓展精神及其广泛的进步理想集为一身的新人。在辜鸿铭心目中，由这种新人建设起来的新中国，将不仅是中国人的新中国，而且是一切有着良好文明传统的人类之新中国，是全世界的新中国。
辜鸿铭，不管站在什么立场上说，都是一个爱国的学者。晚清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遭受西方践踏、劫掠和蔑视的情况下，中国人几乎因此失去对中国传统的一切信心，只有辜鸿铭以其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精通而对之予以抨击，从根本上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和自信心。他的持论不免偏颇，有些观点也未必正确，然而其立论之本在我中华，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中国辩护，向西方宣扬中国的优秀传统，其动机无疑是可嘉的。在滔滔天下者皆为向西方学习、学习、学习的时代潮流中，他孤身一人大声疾呼，给国人以忠告，也值得人们一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辜鸿铭用那清纯晓畅的英语著文，向世界舆论呼唤正义和公理，为中国人民仗义执言，从而也赢得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尊重。
在晚清反洋教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激于义愤，反对外国人及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侵略的正义行动，遭到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清政府的镇压。中国人民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只有辜鸿铭敢于挺身而出申张正义。他用英文撰写文章在上海西文报纸上发表，又经伦敦《泰晤士报》转载，把西方侵略者在中国的罪恶行径公诸世界，西方人士纷纷投书表示支持中国人民的行动，对帝国主义给予谴责。
当义和团行动兴起时，叶赫那拉氏为其卑劣的政治目的利用义和团民的爱国热情与外国人开战，而当义和团浴血奋战以死报国时，那拉氏又两面三刀，向帝国主义献媚而酷剿义民。中外人士因受蒙蔽，指责义和团为“拳匪”、“乱民”。西方列强侵入北京，叫嚣瓜分中国。辜鸿铭仍以他的过人胆识，用英文向世界呼吁，说明正是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干涉中国的内政，才导致了拳民的反抗，并以刘坤一、张之洞江南五省独立的力量为后盾，向西方列强发表声明，敦促和平解决此事。他的态度不卑不亢、义正辞严，对事态未向更坏方向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清史稿》说他“以英文著《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他认为义和团的行为，是中国人传统“尊王”精神的体现，并认为这种尊王精神即是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的根本所在。他的看法多少比时人对义和团的一般看法更客观些。诚然，辜鸿铭为了自圆其“尊王”之说，为那拉氏开脱责任并加以推崇，把义和团事件嫁祸于康有为及其同党身上，这是他的偏见，也不符合实际。如果我们涤除这些错误，还是应当承认他对中国人民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作为学者型的爱国的政治活动家，辜鸿铭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其功不可没；而作为纯粹的学者和文、史、哲融通的思想家的辜鸿铭，恐怕其意义更为深远。
我们说过，自晚清以来的百余年间，我们的学者和文、史、哲大家们，一代一代地重复囿闭于“中西取舍”的轨道上兜圈儿(姑且不论其高下优次之分)，只有辜鸿铭是例外。其实，这个耗尽了几代人脑筋的“圈儿”(且不论其付出了何等代价)，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才开始从中走出来，逐渐明朗地归结为一个问题并取得相当程度的共识，这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
然而说起来让我们当代中国人难免感到尴尬的是，辜鸿铭在世纪之初一开始就超越了“中西取舍”的思路，他在批评了张之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劝学主张，径自殚精竭虑的大多属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范畴。在辜鸿铭看来，无论中国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他热切期待的是，在中国涌现出能将中国文明之美及其品德价值与现代欧洲文明之拓展精神及其广泛的进步理想集为一身的新人。在辜鸿铭心目中，由这种新人建设起来的新中国，将不仅是中国人的新中国，而且是一切有着良好文明传统的人类之新中国，是全世界的新中国(参看《清流传》第4章)。
对辜鸿铭而言，他不仅仅是要在现今社会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及其价值，而且要探究从传统文化(包括中西文化)中拓展(expansion
)出现代化的生长机制。而不管什么样的现代化，一定都得是富于理想的高尚生活方式。理想，是可以通过心灵的拓展，精神境界的拓展亦即创境(created
world)来获得，所以我们才需要学习(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学习才是可取的)，弄通中外古今的一切文明成果。拓展后的理想与高尚的生活方式应当永远是相通和一致的，而高尚的生活方式又可以也只能从悠久古老的传统文化(意味着经久磨砺汰芜而永恒不灭——conservative)中鉴取或生成。因此，任何现代化都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而在一个已经大为拓展和开放(open)了的世界上，任何传统文化也都意味着现代化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绵延不断活泼律动的文而化之的过程)。辜鸿铭在《清流传》中反复强调采纳中西文化共同的真精神，振兴增强中国的血脉，而非仅仅学习西方的洋炮巨舰和制造技术，便正是从这种观念和思路出发的。我们恐怕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设身处地，才能理解他在学术思想
(文、史、哲诸方面)上的价值，退一步说，起码不致于误解他。
辜鸿铭独树一帜的历史性贡献，在具体的学术方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时至今日仍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首先表现在中西比较研究上。由于辜鸿铭精深的英文造诣，使得他能在东西文化间游刃有余地加以研究。遇到问题，他总是自觉不自觉作出东西对比。尤其是本书与《春秋大义》更是全面的比较研究，这无疑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研究史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辜鸿铭同时或早一些的学者，如王韬、容闳、马建忠、张之洞、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中，中外比较亦时有之，但多属为政治上引进或拒斥西方制度而作的简单比较，且流于零碎，只有辜鸿铭把比较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方法贯穿于自己学术生涯的始终。
这种研究也给传统的国学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从而突破了传统自身的故道，把国学一下子放到了世界性的文化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在东西方的比较中分析，优劣利弊自然易在对照中显现。比较研究必备的条件是对东西文化具有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这不是一般的传统学者如康有为、章太炎等所能真正做到的。而辜鸿铭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诚然，这并不是说他的比较研究结果都尽善尽美。事实上，辜鸿铭往往带着“后入为主”的偏见，掺进自己过多的感情因素，影响到他对中国文化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同时，他忽略东西方存在的具体差异的某些不可比性，不节制地一味进行东西平行性比较研究，也曾引起过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参见[德]凯译林《中国》“北京”一节)。同样的不足也出现在他对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忽视中日文化精神的差异，过于强调其同构因素。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与其把辜鸿铭当作一个纯粹的理论家，不如把他视为一位浪漫诗人更确切。他一辈子脚跟坚定地扎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但却始终未脱浪漫主义诗人学者阿诺尔德、爱默生、柯勒律治以及卡莱尔对他气质与思想的影响，正如浪漫主义诗人对前现代化社会的农村自然风光与纯朴生活赞不绝口一样，他对传统中的一切包括纳妾、缠足、留辫子也近乎狂热地维护(这实在不是简单的政治立场与观念保守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气质、性格与情感的特殊性，是先天的偏执型气质与后天受浪漫诗人思想感情影响而形成的)。这种个性特征体现在他的比较研究中，表现为明显的感情倾向，在学术研究上这或许不很适宜，可是当他用于社会生活及历史人物的研究时，只要不太漫无边际，则会比那些看似滴水不漏而过于学理化(难免割裂历史)的做法，更能给人一种具体的活生生的历史感(这正是笔者阅读翻译本书时最深切的感受)。再说，在比较研究日渐成为中西传统(既有)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的今天，我们起码不应数典忘祖吧!
与中西比较研究紧密相关的方法，是宏观文化研究，辜鸿铭感兴趣的不是考据训诂、寻章摘句，他所受的西方教育不是这样；回国后也没有严格的旧学训练，只是靠博学多识遍读经史子集而养成其国学根底。这是其短处，但也未尝不是其长处所在。因为从整体着眼的宏观研究可以突破经学家们见树不见林的弊端，从而更能让人体悟出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以及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运行机制。这一点在本书的《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和《春秋大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可以说，辜鸿铭之所以能特立独行于“中西取舍”的“怪圈”之外而直接触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宏观文化研究”方法的运用。由于篇幅之故，这里就不再多说了(有关宏观文化研究，参看孔庆茂著《辜鸿铭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创立“中国学”及述译中国典籍，是辜鸿铭对具体学术方法的又一独到贡献。外国传教士或学者，在近代以中国为题写过不少文章和著作，但往往由于主观偏见或茫然无知，遂使中国文化在西方被误解、曲解、肢解得不成样子。辜鸿铭在国外时，想是看过不少有关书籍，归国后不久，他写了《中国学》一文(后又收入《春秋大义》)。在这篇《中国学》及其他几篇文章如《约翰•史密斯在中国》、《一个大汉学家》里，他对海外汉学研究给予了毫不客气的批评，指出应以怎样的态度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学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等等。不管其影响大小，这都是国学史应该大书一笔的。
辜鸿铭所翻译的《论语》、《中庸》是极富创造精神的，也许用“述译”一词更能恰当地反映其独特的翻译方法。如对《论语》的翻译，他就不是照本宣科地直译成英文，而采用《圣经》中的人和事为译文作注。诚然，照此类比也许不甚恰当，但这并不影响其译文的“信”。其注中的灵活讲述，是为了使西方人对看来陌生古怪的中国经典显得熟悉可亲，就像西方人读自己母语的东西。辜鸿铭对经典的“述译”确是经过自己一番创造的。他的译文，一般是依据朱子的注文，但又不是完全依靠朱注，除了常常采纳其他译文，还有他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用哲学的方法为极简俭的文字(所谓“微言”)补足内涵，如对《中庸》的翻译，汉语本身文字极少而表达的内容又很丰富，且往往一个词(字)在文中频繁出现，词兼众意而其义腾掷跳跃，令人难以捉摸把握。辜鸿铭便不拘泥于字对字、词对词的一一对应，而着重在意义的表达上，并以西方形上哲学阐释中庸哲学的精义，因此译文要多出原作数倍。王国维曾对此作过批评，但同时承认辜氏对《中庸》理解之精深，并认为有些地方除辜氏外无论何人都难以完整译出。辜鸿铭的译本在国外享有盛誉。日本学者清水安山说，读辜鸿铭的译本，甚至比读中文原文更能理解孔子思想的精深处(清水安山《辜鸿铭》)。这自然是传统学术中的新方法，且在近代国学家中只有辜鸿铭做了向西方译述中国经典的工作。
从中西比较到“中国学”的提出，从宏观文化研究到中国经典的“译述”，这些由辜氏开创的学术研究新方法，除“述译经典”的方法(非具有深厚才学内功者无从采用，但随着中国国际声誉的提高此法终将畅行而愈益显示辜氏开创之功不可轻视)罕见传承，在今天，尤其90年代以来皆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特别是：“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自80年代起，更是得到长足的发展。
辜鸿铭实在是中国所从事文、史、哲之学术研究者，以及一切关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和“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人们所绕不过去的“槛”，而奇怪的是，人们竟把他给遗忘了60年!
老实说，遗忘辜鸿铭，实际上是遗忘了一种笃实忠诚的生命态度，遗忘了一种独具创意的思维方式，遗忘了近世文化历史上一个曾经的精彩——而在这个精彩的个案之内，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内涵实在不是现成文化史论所能概括的。
辜鸿铭以他超前的文化意识以及生命践行，招致了时人的不解，以致落下一个保守古怪的印象，就其时代而言，这不是辜鸿铭的不幸，而是文化界由误会而造成的遗憾；但时至今日，学界高倡东西比较研究和中国学以及“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那样笼统因循地看待辜鸿铭，这就不再是辜鸿铭这位逝者的损失，而实在是我们的悲哀了——我们是否该扪心自问：我们的思想情怀是否足以博雅，我们的学术眼光是否达观通透?
其实，辜鸿铭是不可能被遗忘的，他的足痕清清楚楚地刻划在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成了历史的印证。我们遗忘的仅仅是一个发现的良机，一个“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视野。辜鸿铭以他渊博的学养、超拔的胆识，以及通达阔大的学术胸怀成就了这个独特的视野，从这“窗”、这“门”(槛)望出去，可能会望见一个前所未见的文化景观……
辜鸿铭，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一个任何“遗忘”都不可能淹没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