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阳子/文

提要与简评：

　　近代中国的著名学人辜鸿铭因其政治观点保守，与时代格格不入而遭人遗忘。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重新思考辜鸿铭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独到贡献。是辜鸿铭最早探究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主张采纳西方文化的拓展精神和进步理念，坚持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与和谐诗意的生活，走出一条基于传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

　　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辜鸿铭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他在东西对比中研究国学，使国学走出故道，进入世界性文化大背景的视野之下。他创立“中国学”及述译中国典籍，使西方学者能够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辜鸿铭不可遗忘的历史价值，正在于他是一位积极的文化建设者。

　　此文是反映作者文化思想的一篇重要论文。通过对近代学者辜鸿铭的重新审视，作者强调了文化建设远比文化批判有更加积极的意义。而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之路，辜鸿铭的思想似与作者建设主义立场暗合。本文是作者为《清流传》（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写的译序。

　　匆匆译罢这本《清流传》，面对一堆还未誊正的译稿，笔者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那段早已死去并掩埋在我们的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们的种种“盖棺定论”之中的不寻常的晚清社会历史及其一宗宗动人心魄的事件、一个个风云际会的人物，不禁重又在我的脑海中活泛起来，是的，我甚至触到了那个时代跳动着的脉搏!

　　哦，清王朝的后半生，在辜鸿铭这位快被人们遗忘了大半个世纪的贤人学者笔下(仅此一本小册子)，像人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那样，在经历了诞生、成长、壮丽和辉煌之后，接着是衰老、生病，经过治疗部分康复而再身陷沉疴，再往下有个回光返照而弥留衰朽，直至寿终正寝，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它全部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

　　于是，我脑子里先前从教科书和一些文艺作品中得来的有关晚清社会历史变迁的块状印象(看似条分缕晰实则突兀矛盾互不挨边)，这回竟哗啦一下全给打通了。比如关于晚清政坛人物，我一直纳闷怎么净出些腐败堕落、卖国求荣、阴毒变节的大坏蛋，也不知那么多大坏蛋何以竟会一个个先后登上了晚清政坛的权力宝座，冒出了曾国藩和李鸿章，转瞬间又出了荣禄、袁世凯，真是只见城头变换大王旗，或来或去无踪迹……然而，我面前这么一本小册子(可以说它有明显的局限乃至不少论述上的疏漏，而且远远算不得历史专著)，却像一扇奇妙而不显眼的窗口，你只要轻轻地把它推开，嘿，那晚清政坛的风云变幻，乃至绵亘二百五十多年的清朝的兴亡走势，便能看出个子丑寅卯，不由得你不感慨系之而思之再三。

　　于是，我不禁冒昧地浮想到——

　

　　我们的史学家应当感到些不安了，因为他们对于那段历史写了那么多专著，得了那么多头衔，结果，实在地说，除了一堆毫无历史感的空泛结论，以及仅仅作为注脚的干巴巴的现象描述之外，再没有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我们的文学家应当感到不安了，因为对于晚清以来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故及其由此可能生发的拓展——尤其是心灵的拓展，精神境界的拓展，除了暴露、抱怨或走马灯似的概念图解，他们(就整体而言)也几乎再没有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我们的哲学家应当感到不安了，因为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及其观念的悉通融合及拓展的可能性、可行性，他们除了像政治家或国务活动家那样轮轴提倡着“弘扬”、“引进”或者“批判”、“坚持”、“发展”之外，实在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东西……

　　不过，若一味地这样想，这样苛求似乎又不很公平。不管什么“家”，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演化之中的。晚清以来的中国，西洋列强群盗纷至，我大好美丽中华，骤间沦为鱼肉任人宰割，于是救亡保种的严峻问题无情地摆在每一位爱国志士面前，形成了近代以来的典型社会心态。从忧思“亡国灭种”，到耽虑“球籍”，像梦魇一样，长期吸附在我们的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中枢神经上。为了挽救祖国的命运，为了振兴中华，也难怪他们大多只能在“中西取舍”(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始作俑者)的两股殊途同归的轨道上转圈圈。他们或希冀从传统的文化精神中弘扬出一条民族振兴之路，可是要从传统的精神文化中发展起强大的能与西方匹敌的物质力量又确乎相距甚远；于是，许多人转而期望通过借鉴、引进现代西方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自辟振兴中华之道，可所谓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良莠雅俗，优劣美丑并存，一旦真要全面引进其物质文化，那与之血肉相连的精神文化(包括那些很不合中国人“口味”乃至“倒胃口”的东西)也将接踵而来。个人的生活延续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每一代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能够全力用于文化事业上的生命活动(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及个人原因)就更是有限，因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便一代一代地重复局限于“中西取舍”的轨道上兜圈子(当然也有高下优次之别)，也就可以理解而不应苛求了。

　　而辜鸿铭，是一个例外，且就其一生而论，还是一个不很成功的例外。所以，自其仙去至今半个多世纪了，除了作为怪癖名士的辜鸿铭，人们几乎已经把他给完全遗忘了。

　　然而，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辜鸿铭都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学者贤人。不说别的，仅就本世纪初他在西方社会的影响而言，就应当在近代文化史上大书一笔。他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甚至严复等人，可以说，他是近代唯一一位能在西方引起强烈共鸣，并受到广泛尊敬的中国人，他还是中国最早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人物。可遗憾的是在论述近代文化的文章与论著中竟然连辜鸿铭的名字也不易见到。

　　也许，辜鸿铭是因为其政治观点相对保守、“落伍”，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而遭到世人反对和遗弃的。不错，他虽然长于西学却近似迷狂地热烈赞扬中国固有的文明之美及其道德价值，反对抛开中国传统而向西方学习的做法，这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为第一要义的时代氛围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易于受到批判抨击，一如徐桐、曾廉、文悌所受到的批判一样。但是，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辜鸿铭与徐、曾、文仅仅是在反对西化的态度上相近，但其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与精神境界却完全不同。徐、曾、文作为顽固的封建官僚，夜郎自大，对西方因一无所知而本能地排斥。辜鸿铭则是基于其对东西文化及其社会生活方式的广泛了解，基于其对西方社会的伦理组织与文化精神之弊端的深透剖析，更重要的是基于其所受西方浪漫诗人与保守主义思想家(如爱默生、阿诺尔德、卡莱尔等)的影响，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说当初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对顽固派感情上的憎恶而把他们归为一类，那么，在“向西方学习”早已成为国是的今天，有没有必要重新对辜鸿铭其人作些具体的理论分辨呢?

　　无论怎么说，辜鸿铭像先知一样对西方社会的扬弃(Sublate)是深刻而独到的。他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伦理组织的崩溃，道德的沦丧，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商业化人生与人际关系以及由于资本积累与输出造成的对内的剥削与对外的殖民扩张。同时，他心中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中逐渐生成的拓展(expansion)尤其是心灵的拓展(soul expansion)观念以及广泛的进步理想深表推崇(参看本书作者自序)。但是，辜鸿铭与托尔斯泰、甘地也不同，他并不一味否认现代的科学文化，他只是批判抨击那些失去人文精神的人们误用科学文明于杀戮、侵略与过豪奢生活，他主张有良知的人们应当为公理(right)取代强权(force)而奋斗(参看本书结束语)。

　　同样，辜鸿铭对清封建社会也并不是无条件地赞扬与维护，而是借此维护中国传统文明之美及其品德价值不致沦失，他只是把“清室”当作“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象征。他的理想是复兴汉唐时代的开阔精神，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文明将其用于高尚的社会生活。他的这一理想除了本书(包括《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还可从他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等著述中明确看出来。

　　他的所有文章，几乎都是围绕这样的中心立论的。他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完全可以走出有别于西方的出路，具体说来，中国的君主制度，中国传统的“尊王”精神，使社会有统一的意志，可避免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参看《尊王篇，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中国重义轻利的观念与传统的纲常伦理使社会组织更为稳定，避免西方社会金钱本位与人际间的交换关系；中国的礼、乐传统，使中国人以心灵情感生活(soul and motion)，而不像西方人以头脑(head)生活，中国人永远生活在和谐和富有诗意的境界，不像西方人总是发生理智与情感、宗教与哲学的冲突，从而一次次导致精神文化的危机(参看《春秋大义》第一章)；有了这样的精神，中国人不是不能发展科学，而是不愿像西方那样误用科学；中国文化振兴国家，正像日本迅速崛起，但不单是靠学习西方(参看本书《送日本少佐松枝新一序》一节)。他的这一番分析，未必尽可令人苟同，但他却是尽量在维护中国传统精神下试图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而不蹈西方覆辙的道路。

　　这一理论在西方社会中颇有市场。辜鸿铭所要努力复兴的文化精神，恰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所缺乏而最需要的，因而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共鸣。随着西方社会各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这种共鸣当年是愈益强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无可避免地爆发，西方列强间的厮杀，带给所有西方国家的无疑是一场前所未见的灾难。大战不仅使物质文明受到重创，影响更大的还是人们思想信念(对西方文明的价值)的幻灭。人们厌恶战争，祈求和平，可这种偏重物质的文明除了科技与武器的发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辜鸿铭在大战爆发后，更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向北京的欧洲人发表演讲，分析欧战的原因及欧洲的出路。他说，欧洲已陷入两难境地。基督教作为约束力量已然失效，欧洲社会只能靠军队巡警来稳定秩序，于是：如果保留强大的军队和巡警，这种强权崇拜必定终将消灭他们的文明；反之，要是他们消灭了军队和巡警，那么无政府主义同样会使他们的文明毁于一旦。他告诫说，西方国家只有采取中国文明方能补此过，弥此祸(参看《春秋大义附录：战争与出路》)。这在当时极度厌战的西方，尤其是战败国德国反响甚为强烈。他们从辜氏的论著中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辜鸿铭的著作也几乎全被翻译成德文，由许多名家作序或写文章评介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的书在各大书店橱窗陈列。人们专门成立辜鸿铭研讨会研究其思想理论。在哥延根大学、莱比锡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他的书被作为哲学课的教材或参考书，许多人引用其语言作为重要论据，把他当作东方文化的代言人来看待，一度家喻户晓。

　　正当辜鸿铭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愈益扩大时，与此相反，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思想却可以说是不切实际而迂阔的。故而他在国内相当不洽人望。这便造成了他在国内长期被冷落乃至渐被遗忘的悲剧。这本是很不应该的。

　　或许，我们受极“左”思潮特殊语境影响的缘故吧，在我们的脑子里，“保守”（conservative）一词几乎等同于顽固、反动。一个人在人们印象中落到“保守”的坑里，便似乎无异于反动派了。

　　辜鸿铭在很大程度上与印度的甘地相近。他们几乎同时在欧洲的英国留学，接受同一批保守主义思想家影响，又同处于遭受西方列强践踏的东方国度，他们同样以复兴各自的传统文化精神为己任。在当时又同样地受到本国激进人士及其追随者的指责(甘地因此被刺)。然而，他们在身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甘地在印度受到广泛重视，被视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而辜鸿铭在中国人看来只是一个“怪物”与顽固派而已，鄙弃犹恐不及，遑论对其思想作系统的研究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