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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出路:梁启超怎么说
[ 作者:老愚 | 来源:本站原创 | 点击数:3791 | 时间:2007/6/16 ]

论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

一、 梁启超的变与不变

对于梁启超,时人多以“善变”、“屡变”视之。梁本人也自认"流质易变",“太无成见”。正是讨论“变”的正当性的系列文章——《变法通议》,使其“暴得大名”,因此梁启超尽管对思想的“流质”常有所检讨,但也不觉得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

梁启超的朋友孙宝瑄在1907年的日记(《忘山庐日记》)中曾对两种“反覆“做过辨析:“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为君子。盖小人之反覆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为反覆者不同。”在他的心目中,梁启超自然是“反覆之君子”。

梁启超的弟子郑振铎在怀念其师的文章《梁任公先生》中说:“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事,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之。”

李任夫曾和同学楚中元当面聆听梁启超解释他的变与不变。“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机而靡的投机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回想我和蔡松坡发动讨袁时,我们约定,事如不济,以死殉国;事如成功,决不做官。我开始拥袁,是为了国家,以后反袁,也是为了国家。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即说我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我也承认。顾亭林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国之不存,还谈什么主义、主张呢!还谈什么国体、政体呢!总之,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么一个人而已。”(《回忆梁启超先生》)应当说,无须等待后世,即使在当时的政敌一方,也有像陈少白这样知之较深者,看出“救国才是他的宗旨”。(《兴中会革命史要》)

梁启超的“屡变”,可以说纵贯他的一生,横跨他的事业所涉及的各个领域。

徐彬说:“综梁氏一生,以纯旧之学者起(科举),以较新学者终,中间之政、报两界则迭为循环,互相间杂”。“夫梁氏始于学,终于学,(以其晚年之著作虽新,仍以新法整理国故为多,故曰较新,别于纯新派也。)可云无憾。然梁氏之名及所建树,仍以报为最著”。(《梁启超》。以上郑振铎、郑振铎、徐彬文章,均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
梁启超的政治生涯,始于政论;戊戌变法期间,随其师康有为跨入政坛;流亡期间重新将主要精力用于政论;民国二年至六年,走上政坛前沿,两次入阁任部长,两次“再造共和”(章太严语,指其发动反袁称帝的护国战争和“马厂誓师”粉碎清室复辟);此后主动退隐,政治参与限于发表政论或“政谭”。

再看梁启超的政治路线和敌友关系。郑振铎说:“我们看他,在政治上则初而保皇,继而与袁世凯合作,继而又反对袁氏,为拥护共和整体而战,继而又反抗张勋,反抗清室的复辟;由保皇而至于反对复辟,恰恰是一个敌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间,主张却已不同至此。这难道便是如许多人所诟病于他的‘反覆无常’么?”(《梁任公先生》)梁启超自己也说:“例如我是康南海先生的信徒,在很长时间里,还是他得力的助手,这是大家知道的。后来我又反对他和他分手,这也是大家知道的。再如我和孙中山,中间曾有过一段合作,但以后又分道扬镳,互相论战,这也是尽人皆知的。至于袁世凯,一个时候,我确是寄以期望的,后来我坚决反对他,要打倒他,这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了。”(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

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方面,梁启超也是“屡变”的,现以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为例。梁启超最早追随康有为,是被其师《大同书》中所洋溢的世界主义所感动。后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检讨说:“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他主要受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的影响,批评康有为“去国而世界合一之体”的“世界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才是“最上之团体”,民族主义乃“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的观念。他在1899年12月23日的《答客难》中写道:“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所不敢辞也;谓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辞也。”到欧战结束,国家主义的楷模德国战败后,梁启超对国家主义有了新的看法。他说:“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藻溉之,而日趋蕃硕。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杌陧不安之象乃愈著”。“自今以往,凡畴昔当阳称尊之说,皆竺一一鞫讯之后而新赋予以评价,此千年间潦倒沉沦之超国家主义——即平天下主义、世界主义,非向外妒恶对抗主义——在全人类文化中应占何等位置,正未易言。”他重新看好传统中国“平天下主义”的政治理念:中国“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经过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两个思想阶段,晚年梁启超转向了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世界主义的国家”——“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

梁启超对于政治参与的认知,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趋势:先是宫廷运动,再是党派运动,最后是国民运动。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说:从前有两派爱国人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指梁自己的一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看见什么改革来。乙派(指孙中山一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什么来打呢?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说道:“你不行,等我来。”谁想这主意也完全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还不是个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一个强盗不惟没有去掉,倒反替他添许多羽翼。同时又在别方面添出许多强盗来。你看这几年军阀官僚的魔力,不是多谢这两派直接间接或推或挽来造成吗?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好比开一瓶皮酒,白泡子在面上乱喷,像是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20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个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他的结论是:“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他上轨道,除了市民的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五四运动就是这种“市民的群众运动”的一个典范。


二、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是谁发动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毛泽东曾有过两种回答。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五四运动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在《“七大”工作方针》中,他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受其影响,大陆史家在很长时期中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作为五四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影响者,而很少提及梁启超。

五四运动的矛头针对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因此,当时日本政府对于五四运动的分析就特别值得史家注意。原敬内阁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记载了下述文字:“目前在中国最具势力的,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所组织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节操、志向较为纯洁,其努力固不可忽视,今后我方亦应需给与相当的考虑。虽然他们的运动‘努力’实基于本身的自动而发,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林、熊、汪都是梁启超的长期政治伙伴,林长民还是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日本政府在其内部情况分析中既没有把孙中山等国民党人视为对五四运动有重大影响者,也没有把陈独秀等后来的共产党创始人视为五四运动的鼓舞者,唯独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人士视为五四的“唆使”者,应当说这要比后来的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官方史家的观点更为贴近事实。民国时期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张忠绂也曾指出,五四运动不单纯是“学生自动自发的爱国运动,”“我始终感觉当时这运动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研究系。关于这一点,也许当时的学生知道的不多。但由代表研究系的《北京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在五四运动后不断的鼓吹号召也可知其端倪。”(《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香港及教界人士‘五四’座谈会发言摘录》)。

正如陈独秀在《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但如果非要指出与五四运动的发动关系最密切之一人,这个人只能是梁启超。

1917年,梁启超在《外交方针质言(参战问题)》中说:“我国自海通以来,虽然亦与各国使节往还,然一切皆甘自处于被动之地位,非受缠挠受压迫至无可奈何,决不肯与人开襟抱以相交际。质言之,则我数十年来对外之政策,皆有应著而无发著,且非至极狼狈之时,万不肯应,譬之弈家谚所谓专下后手棋者是已。夫专下后手棋,则安往而不败;屡败之结果,则愈怯于与人对弈;然欲罢绝弈事,又势所不能。我国外交始终陷于窘绝之境弊,皆由是也。夫我国今日不能齿列于世界国际团体中,此无容为讳者也。谓由各国摈我不容其齿列乎,以偌大一国迎摈何至由人。实则我自始未尝欲举吾国加入此国际团体中而为其一员,且并不感觉取得此国际团体员资格之必要。苟我国人而有此觉悟,且有此勇气者,则十余年来予我以可乘之机正已不少,惜乎机屡当前而我屡逸之耳。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在他的大力推动下,段祺瑞政府决定加入协约国一方,对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宣战。后来梁启超说,他加入段内阁的惟一目的,就是要促成参战。由于中国参战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叫欧战)战胜国,提高了国际地位,才有资格参加巴黎和平会议。这是五四运动爆发的远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向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他又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开展国民外交,“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欧游心影录·欧行途中》)1919年2月11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北京大学有教职员和学生千余人参加,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2月18日,梁启超等人至巴黎。他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但仍然无济于事。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续开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也考虑要签字了。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这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林长民4月30日接到梁启超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短文全文如下:“胶洲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同日的《晨报》还载有国民外交协会1日发给巴黎和会英法美诸国代表和中国专使的电文。国民外交协会按照梁启超的建议,严正警告中国专使:“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5月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开会。议决: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急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报馆,内称:“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北京的大学生们则先行了一步。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项:“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这里所说的五四运动,是指五四爱国运动、五四政治运动,或者说狭义的五四运动,而不是把新文化运动也包括在内的广义的五四运动。胡适是不赞成后一种用法的,他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虽然两个运动的参与者有交错,时间有重合,但它们的性质和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支柱是国家主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导向是世界主义;五四运动是爱国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则是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在做了这种划分之后,就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五四运动的思想源头来自梁启超。

在五四运动前夕,梁启超是中国国家主义的精神领袖,而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等人都是世界主义者。蔡元培在为《学风》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鼓吹“完全世界主义”。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胡适在留学日记中认为:对外应“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是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

五四时代北京大学最著名的学生社团是国民社和新潮社。国民社成员黄日葵曾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一文,文中写道:“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相结合。” 国民社创办的《国民》杂志将“增进国民人格”列为该刊宗旨之首项,其与梁启超的精神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国民”一词,是由梁启超首先引入中文。他在1899年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指出:“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用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家者何?国民者何?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他在《论国家思想》中写道:“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使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与身相并而有我身,家与家相接而有我家,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与他族。”这与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所表态度是相反的。

梁启超在1921年的《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中说:“当民国成立前后几年间,法政总算是最时髦的学问。除国立各校外,私立的法政专门大学等等,差不多有十几家,学生也是爱学法政的人占大多数。那动机也无庸为讳,恐怕有一半是出于想做官的心理。如今是学生的自觉心大发现了,不惟人人知道官没什么做头,而且都觉得做官是一件极可耻的事,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进化勇决的表征。但反动的结果,便不知不觉连法政这一科学问,也渐渐轻蔑起来,厌恶起来。社会上因为政客成了坏名词,便相戒不谈政治,学生因为知道想做官是可耻,便迟疑不肯学法政。这不能不说是近两三年来一种社会病态。”五四运动前夕,正是这种病态最厉害的时候。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得名,首先就在于其倡导者们把改造文化、重塑伦理道德置于现实政治之上。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为之确定基本方针:“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胡适在从美国回国时,曾下决心“20年不谈政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20年后“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当时,甚至连最热衷的政治家孙中山也表示:“据年来经验,知实现理想中之政治,断非其时,故拟取消极态度,将来从著述方面,启发国民”。(彭明:《五四运动史》)在1914年到1917年期间,梁启超曾三次退出政坛,但并没有离开过“政谭”。他在《与报馆记者谈话》中说:“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他以在野之身发表了大量有关对日外交的论述,后来辑为《中日交涉汇评》一书。此后,他发表了《外交方针质言》、《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主张》等文章,通过舆论的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对德宣战。梁启超关于国民外交的鼓吹与实践,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颇有影响。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上撰文《对德外交》,文中写道:“此次对德外交问题,乃国家存亡问题, 不可以寻常外交视之,此吾国民应有之觉悟也。加入协约与否?政府对德方针未决以前,国人应群起从事于利害是非之讨论。以促政府积极之进行,绝对不可袖手勿置可否也。”“此次对德外交,果能全国一致,始终出以强硬态度,无论结果之成败如何,其最低成功,吾人服公理不服强权之精神,已第二次表示于世界,(反对袁氏称帝为第一次)一改数百年来屈辱的外交之惯例,虽予以极大代价,所得不已多乎!?”此后他便越来越多地谈论起政治来了。《新青年》的一部分同人及读者不以他谈政治为然,陈独秀便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为自己辩护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

即使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学生和知识界对于是否应当继续开展政治性的群众运动,仍然是有分歧的。五四游行白话文宣言的起草者罗家伦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中说:“我们将来最大的计划想来想去,就只‘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两种。”社会运动一是做专门宣传的事业,二是要从解决平民的生计问题着手。除此二最重要的而外,还有种种平民学校的计划。“在现在最重要不过的根本问题,可以说是文化运动了!”“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现在所应当行的方法,约有四点可说:一、对于现在的定期出版品,不在乎数的增多,而在乎量的改革。二、宣传的印刷品应当增多。三、西洋大部有系统的著述,应当从速翻译介绍了!四、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罗家伦的这些见解,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意见。1919年下半年,后来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正忙于草拟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国民党主要理论家戴季陶在同年11月16日的《政治问题应该研究不应该研究》中写道:“今年所发生的新出版品,无论是月刊、周刊、旬刊,都是注目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差不多没有人去研究。即使有一两篇关于政治问题的文字登载出来,也引不起人的注意。而且大多数热心的人差不多都很厌弃这一种著作。就是我自己这几个月来所著作的翻译的,十有八九都是和‘现实的政治问题’离得远。”

梁启超和当时学界的大多数人一样,十分投入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但与此同时他也积极推动国民的政治运动。据《梁启超年谱长编》概括,“先生返国后一年中,除从事著述外,计所着手创办的事业,有发起中比公司,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国民动议制宪运动数事。”共学社前后译书百余种,创办松坡图书馆,并选送了一批留学生。讲学社先后邀请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来华访问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改造》杂志则是研究系的一个主要舆论阵地。此外,梁启超还发起了“国民制宪运动”和“国民废兵运动”,并代湖南省起草了《省宪法大纲草案》。


三、 国民运动的定义与条件

梁启超在《外交欤内政欤》中高度评价了“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的五四运动。他说:“‘五四’运动,有效果没有呢,有。欧美一般人脑里头,本来没有什么中国问题,如今却渐渐的都有了,提起中国问题,便紧紧跟着联想到山东问题,提起日本问题,便人人都说‘日本人欺负中国’。简单说,这回运动算是把中日关系问题大吹大擂地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这便是第一种效果。”“这回太平洋会议,这问题虽然没有满意的解决,但日本人已渐渐觉得中国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不能不稍为让步,这也算第二种效果。”“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三种效果。”“因这回运动,表示中国人‘国民运动的可能性’,将来也许引起别种国民运动,这是我希望的第四种效果。”所谓“别种国民运动”,就是内政的国民运动。

在总结以往的政治运动时,梁启超指出:“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而没有跟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人民运动,不是“无结果”的,就是政府一手炮制的“运动人民”。“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象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论理,这种运动应该有扩大的可能,应该跟着就把方向移到内政方面。”“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转向内政方面。”(《外交欤内政欤》)

五四运动爆发时,梁启超还在欧洲。他归国后发起的第一个内政的国民运动是“国民制宪运动”,即“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国民自卫之第一义》)他认为,“就令此动议终不能以付国民公决,就令此动议不为将来制宪机关所采纳,然对于国家前途,最少亦得有左列之良影响焉:一、能使国民知无宪法不足以为国;二、能使国民知国家立法事业人人皆须参与,而参与并非无其途;三、能使国民知共和国根本精神在某几点,必如何乃为共和,如何便非共和;四、能使国民对于宪法内容经一番讨论别择,了解其意义;五、能使国民讲求宪法之实际运用,不至纯任少数人操作;六、能使国民知良宪法之不易得,益加爱惜珍护。质而言之,则国民动议制宪法,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大讲习会’,无异公拟一部‘共和国民须知’向大众宣传,此实在国民教育上含有绝大意味。”(《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

接着,梁启超又积极推动了“国民废兵运动”。1921年“双十节”,在北京召开了国民裁军运动大会,梁启超赞之为“民国成立以来‘破题儿第一遭’”。他指出,“这回运动,算是‘五四’以后第一次壮举,而且比‘五四’像是更进步。因为(一)‘五四’性质,纯属对外的;此次却是对内的,所以精神越发鞭辟近里。(二)‘五四’全以学生为主体,此次各界人皆有,所以市民的色彩越加浓厚。”(《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梁启超说,“目前最痛切最普遍最简单的,莫如裁兵或废兵这个大问题,我们应该齐集在这面大旗底下,大大的起一次国民运动。”他呼吁成立一个“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协同动作,探究、宣传废兵运动的原因和结果,举行“一次或数次公开的联合的大运动”,即“示威运动”,以达到逐步消除无枪阶级与有枪阶级之分野的目的。(《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

在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还是很有号召力的,但仅仅两三年之后,他的政治影响力就急剧地下降了。这里面既有他本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梁启超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抵?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抵。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研究系一部分同人鼓励梁启超办学讲学,原是为了培植人才和结交知己,为组建政党做准备工作;而当他讲学讲出了兴趣,便日益与学术接近,钻进学术中不能自拔,忘掉了他的组党本义。当新的一代越来越热衷于政治,孙中山受五四运动激励重建国民党时,梁启超却越来越疏远了政治,不仅脱离了政坛而且逐渐脱离了“政谭”,变成了徐彬所谓的纯学者。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一个大的变化。1922年2月6日,在美国发起的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了"九国公约"(全称为《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受公约的约束,英、美、法等列强减少了对中国内政的干预,昙花一现地掌握了日本政权的政党内阁实行“协调主义”外交,同意将胶州湾租借地交换中国,并停止了对张作霖的援助。未被邀请参加华盛顿会议的苏俄此时趁虚而入,与同样被排斥在华盛顿会议之外的孙中山的广州政府联起手来。1923年1月26日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后,孙中山决心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依靠苏俄的卢布、武器、军事顾问来建立党军,用武力统一中国,实行以党治国。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标志,一种披着世界主义外衣的新民族主义,即建立在列宁、托洛茨基“世界革命论”基础上的反帝主义,以激烈排外的面目出现,压倒了五四时期“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的群众运动”,和平主义的国民运动,便随着党军的推进而丧失了生存的空间。梁启超的国民运动实践虽然没有留下多少具体的成果,但他的国民运动思想至今仍能给我们许多启迪。

在《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文中,梁启超给出了国民政治运动之定义。“政治运动者,国民中一部分,为保存国家及发展国家起见,怀抱一种理想,对于政治现象或全体或局部的感觉不满足,乃用公开的形式,联合多数人继续协同动作,从事于宣传与实行,以求贯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种手段也。”

依此定义,下列各项均非国民政治运动。“一、凡以个人权利之观念为动机,如现在官僚所谓运动者,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与国家公共目的无关故。二、运动土匪运动军队为无意识之骚动者,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并无何等理想故。三、向当局要人上条陈或为参谋议者,无论其动机是否忠于国家,皆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非与多数人协同动作故。四、党派间之纵横捭阖,此迎彼拒,无论其目的在私利在公益,皆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不公开故。五,一时感情的冲动旋起旋灭者,虽其动机关于政治,仍不得遂称为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无继续性故,不求贯彻故。”梁启超提出真政治运动的七项特征是:“第一,运动主体,必为一般市民。第二,运动范围,必普及于全国。第三,运动之标帜,必为全体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项。第四,运动之动机,为对于现在政治感不满足。第五,运动所对待者,为外界袭来的或内部积久养成的各种不正当之压力。第六,运动之方法,为散布印刷品,为公开演说,而聚众示威。第七,运动之结果,为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

在《外交欤内政欤》中。梁启超提出了内政的国民运动的十项条件:

第一,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消极的运动,是主张“不要做某件事”。积极的运动,是主张“必要做某件事”。例如消极的说:“当政府的人不许卖国。”这句话谁能说他错呢?但须要进一步说:“要做某件事某件事才算不卖国。”如其不然,那不卖国的主张,恐怕成了一句空泛的废话。

第二,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国民运动是表示我们国民要要求那几桩事,当局的人,能办这几件事的便要他,不能的便撵他。他是张三还是李四,我们却没有闲工夫来管。”

第三,要公开不要秘密。在专制淫威之下,国民运动带些秘密性质,或亦为事理所不能免,“但我以为秘密总是罪恶,虽以极光明的人,多做几回秘密行动,也会渐渐变坏。……所以我主张万事要公开,始终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赤裸裸的把社会黑暗方面,都尽情暴露出来,连我们自己的缺点也暴露了,一切暴露之后,自然会有办法。”

第四,要在内地不在租界。在租界里当志士,发几封“快邮代电”,唱的调子比天还高,那本意是否取巧出风头,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已是隔着一层。在租界大喊大叫,总贯彻不到内地人的耳朵,而且冒险牺牲的精神减少,说话的效力也减少了。所以真正的国民运动,非离去租界到内地不可。

第五,问题要大要普遍。国民运动的问题,要为“全民的”,然后能得多数人同情,增大他的效力。学校经费为什么无着,因为不能履行预算。为什么不能履行预算,因为学校预算都被别的人吃去了。“既是拼着牺牲学校里几个月光阴,为什么不把题目放大,鼓运起国民监督财政运动或其他运动?像学样罢课这类事情,我是最不赞成的,我希望他从此不再发现;但若到不得已而发现的时候,我望他总要把问题放大些才好。”

第六,问题要简单明了。凡要拐几个弯的问题,断不能做国民运动的主题。排满革命运动为什么有力,说一声“满洲人抢掉了我祖宗的江山”,个个都了解了。五四运动为什么有力,说一声“日本人欺负中国”,个个都了解了。能够唱得起的国民运动,总是要这一类的问题。等到将来多数人政治知识渐充,政治兴味渐浓,那么,稍为复杂的问题,也说得进了。

第七,要分段落。政治问题甚多,不能同时并举。既拿一个问题做主题,就专从这个问题下全力,好像攻要塞一般,攻破这个炮台再攻那个炮台,总要在某一个定期内,将某一个问题向国民耳朵边聒噪不休,叫人人心目中都认识这问题的价值。把一个问题闹出个段落,再闹第二个。

第八,运动主体要多方面。运动专以学生为主体,只是学生运动不能算是国民运动;运动专以商界或劳工界为主体,只是商界或劳工界运动,不能算是国民运动。国民运动纵然不能办到“全民的”,总须设法令他近于“全民的”。运动要由知识阶级发起,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但若专靠知识阶级做主体,却反于国民运动的精神了。

第九,运动不妨断续,但要继续。“我并不是劝许多人抛弃了他本来职业去做个‘国民运动家’,只要隔些时便大家鼓起精神去做他一下。有人骂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度’,这句话我就不甘服,人类感情热烈的高潮,原只有五分钟,难道外国人又会过五分钟以外吗?只要你隔些时又来他五分钟,再隔些时又来他五分钟,那么几十几百个五分钟,力量却再大不过了。”

第十,不要问目前的成败。天下事本要带着“知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的精神去做,个人生活如此,何况国家大事;若件件打过算盘千妥万当本利还元才去做,那么,只好一事不做了。诸葛孔明说的“成败利纯非所逆睹”,真是人类生活安心立命的不二法门。试看欧美人近一百多年国民运动事业,哪一件不是经几十年几十次的失败才能做成。“所以我们当着手运动之先,便要先把‘失败’两个字批在自己预算册上头,只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做去。”


四、 国民运动的意义与价值

凡是反对中国民主化的人,总是说中国人缺乏国民资格、政治素质,所以不能实行民主。然而,国民资格是怎么来的呢?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娘胎里带来的?都不是。国民资格是靠自己运动争取来的,政治素质是在运动实践中逐渐提高的。

梁启超说:“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他又说:“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外交欤内政欤》)政治运动本身还是要论成败的,成功的国民运动是要能够争得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或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切切实实地拓展公民社会的公共空间。只是在国民教育的意义上才是“无成败之可言”。

梁启超在《对于双十节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所感》中写道:“政治之好坏,本来和我们身家性命直接间接有莫大关系。但是因为政治意识麻木的结果,令我们不大感觉出来,常要给他些刺激,才能把熟睡的意识唤起。唤起国民意识的方法虽然很多,内中最猛烈而最普遍者,莫过于市民的群众运动。”然后他解释了国民运动在政治教育方面如何发挥作用的机制。“政治上各种问题都要经过专门研究,才能判断它的是非得失。一般老百姓哪里有许多闲工夫逐件去研究呢?他们的判断力,自然不容易发生,既已不会判断,只好不管便了。市民的群众运动,是把专门家对于某种问题研究之结果——该问题过去现在之状况如何,将来发生的利害关系如何,应该革除或建设之办法如何,用种种方法向一般没有研究的人说明。总而言之,就是把专门知识成为通俗化。例如英国从前多年竞争的政治问题,所谓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之得失,这类事本来非专门研究经济的人不会懂;然而像英国式的政治,非得多数人民赞成他的政策,不能组织政府,所以他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把那些繁难深奥的道理,弄成浅白的演说词或小册子,叫多数人都了解。于是一般国民对于政治上的判断力日日增高,会选择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令它实现。所以市民的群众运动是学校以外的一种政治教育。”

梁启超接着说:“凡一种好主义好政策初发生的时候大概多数人对于它的得失利害没有什么感觉,置之不理;同时却有少数人和它利害冲突,极力反对它,而这类少数人,却是现时最有势力者。好主义的群众运动,第一层,要令不注意的人注意;第二层,要令不同情的人同情;第三层,要令不敢主张的人敢主张。你想这种效果,岂是一时可以立刻发现。然而终究要成功是什么缘故呢?就是我前两段所说,多数人麻木过去的意识,并不是刺激不起来;多数人缺乏的判断力,供给些材料自然会开发。所以只要有些人对于他所信的主义肯积极去干,用这种群众运动方法,自然会惹起注意,引起同情,连胆也壮起来。起初赞成的人自然是极少数,渐渐成为相对的少数,渐渐地成为多数成为绝对的多数。凡各国的革新事业,没有不是走这一条路慢慢发展出来的。所以群众运动,他的成功不在现在而在将来。现在是当然没有效果的,然而现在的失败,就是将来的成功之母。”

国民运动在人类政治生活上有什么意义呢?梁启超在《外交欤内政欤》中从智、意、情三方面作了分析:第一,使多数人懂得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懂得什么叫做政治问题。一般人的通患,莫过于脑筋里没有问题。运动的最大作用,是把各种问题大锣大鼓的抬出来放在公众面前,聒噪得大家耳根不得清净。初时那些浑浑沌沌什么事都回答个“不成问题”的人,你向他聒噪得几次,他脑筋里也渐渐成了问题了。第二,使多数人认识且信任政治生活之“改进可能性”。每一个时代的旧政治,总是被治阶级呻吟于统治阶级之下,统治阶级总是强者,被统治阶级总是弱者,弱者因为力量来不及,只好听天由命,只好盼望强者发慈悲赦免。国民运动,是由少数弱者的自觉,唤起多数的自觉;由少数弱者的努力,拢成多数的努力;自觉努力的结果,强者阶级必然降服,弱者阶级定然得解放。你不试过不肯信,试得一两回便信了,信得过这种种事业有“可能性”,自然政治生命常带活气。第三,使多数人养成协同动作之观念及技能。国民运动虽然也需有指导的人,但他的性质,纯是多数共动,不是一人独动。要养成互助协作的习惯和技能,断不是靠口头提倡所能办到,总须找些机会,常常作实地练习。国民运动,是拿很松很宽很暂的团聚试行协同动作,做过一次,那习惯兴味技能便长进一次,所以致密坚强之民治组织,非经过多次运动而且常常继续运动不能成功。

成功的国民运动应能增进国民的自信,并导致民治组织的生成与发展。单纯强调对民众启蒙的意义,是一种片面的“唯智论”,是知识阶层骨子里的精英意识不自觉的流露。事实上,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民众在意志和信心方面的进步,常常比认知方面的提高更加重要。民主是千百万人的一种实践活动,而不是书本上的一种干巴巴的教条。如果在运动过后,人们反而丧失了对政治生活之“改进可能性”的信任,公共空间更加萎缩,政治生命更加死气沉沉,那么,运动的指导者就应该进行深刻的反省。

梁启超当年说:“现在稍为关心政治一点的人,大概都叹息痛恨说道:‘民国十年以来,政治没有上轨道。’”八十多年过去了,关心政治的国人还是在抱怨“政治没有上轨道”。“但是问什么是政治轨道,怎样才能上轨道?恐怕许多人也回答不出来。依我说,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它上轨道,除了市民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总而言之,政治权力的来源,完全是秘密的不是公开的,怎么会上轨道?我们要想得着轨道上的公开政治吗?老实说,请从市民的群众运动做起。”(《对于双十节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所感》)

市民的群众运动又从那里做起呢?“欧美的国民运动,大概可分两种:(一)法定的,(二)特别的。法定的是选举运动,每到了这时候,全国人都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除非闭着眼,眼一张,看见的便是政治问题;除非塞着耳,耳一开,听见的便是政治问题。他们每隔一两年,便做一趟这种法定的运动。特别的国民运动,大抵拿来要求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来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由一特殊阶级或团体举行种种方式的运动,把他们所要求所主张抬出来,唤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对者之警省。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的都变成事实了。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外交欤内政欤》)在还没有条件进行“法定的”国民运动的时候,当然要从“特别的”国民运动入手。而本着国民运动“问题要大要普遍”的原则,“特别的”国民运动应当把要求兑现“法定的”国民运动的政治权利作为一个突破口。

欧洲种种有主义的政治都是从这种国民运动制造出来。“最近两世纪间,欧美之政治史,更以此为唯一之主潮。最著者若被征服民族之建国运动,若殖民地对母国之独立运动,若平民对贵族之革命立宪运动,若多数人对少数人之普通选举运动,若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之种种社会主义运动。其借局部问题以发端者,若英国之谷税运动,若美国之禁奴运动。其纯限于局部问题者,大之如各国之妇女参政运动,小之如美国之禁酒运动。虽其事业之大小轻重不同,其成就之难易不同,然其必由运动而成则一也。”(《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由于中国政治现代化还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中国国民运动比欧美人还欠着“几十年几十次的失败”,所以,梁启超有关国民运动的精辟论述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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