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到了孔子的手上才正式成为一种道德的理想。所以孔子对于“君子”的境界规定得非常高，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论语·述而》：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我们都知道，孔子不敢自居“圣与仁”(《述而》)。其实他也同样不敢自许已达到了圆满的“君子”境界。他说：

　　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

　　此节上句中“莫”字，何晏解为“无”，故以全句是“凡文皆不胜于人”。(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这恐怕是错的。朱子《集注》以“无”为“疑辞”，而解此句为“尚可以及人”，则可信从。所以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的修养有两个部分，一是学习“诗书六艺文”；(此“文”字当与“学而”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文”同义。)一是躬行实践。在前一方面，他大概可以和其他的人相比，但在后一方面，他也还没有完全成功。关于“君子”必须兼具此两方面，以下这一段话表示得最明白：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此处的“文”字涵义较广，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教养”，在当时即所谓“礼乐”，(即《宪问》篇子路问“****”，子曰：“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矣。”)但其中也包括了学习“诗书六艺之文”。“质”则指人的朴实本性。如果人但依其朴实的本性而行，虽然也很好，但不通过文化教养终不免会流于“粗野”。(道家的“返璞归真”，魏晋人的“率性而行”即是此一路。)相反地，如果一个人的文化雕琢掩盖了他的朴实本性，那又会流于浮华。(其极端则归于虚伪的礼法。)前者的流弊是有内容而无适当的表现形式；后者的毛病则是徒具外表而无内涵。所以孔子才认为真正的“君子”必须在“文”、“质”之间配合得恰到好处。
　　孔子论“文质彬彬”是和他所持的中心理论——“仁”与“礼”互相通贯的。《颜渊》篇：

　　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孔子曾称赞颜渊“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按：“三月”之“三”是虚数，仅言其多)。所以他的答颜渊问“仁”，与答其他弟子者(如樊迟，见《雍也》、《颜渊》、《子路》诸篇)不同，不涉及“仁”的内涵，而强调实践“仁”的方式——“礼”。这是孔子对一个“质”已有余而“文”或不足的弟子的特别教导。“君子”的本质是“仁”，这一点孔子曾有明白的陈述：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孔子又说：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此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一语透露出“仁”与“礼”二者在君子的实践中决不能分开。《论语》中虽未明言“仁”与“义”是何种关系，但我们大致可以把“义”看作“仁”的发用。(即《孟子·尽心下》所谓“居仁由义”。)所以，比较全面地看，孔子理想中的“君子”是以内心的“仁”为根本而同时在外在的行为方面又完全合乎“礼”的人。“仁”固然必须通“礼”而表现出来，然而“礼”若不以“仁”为依据则也失去其所以为“礼”之意。故曰：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又曰：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由于“君子”的本质是“仁”，故“君子之道”事实上即是“仁道”。孔子说：

　　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

　　这是后世所谓“知、仁、勇三达德”(见《中庸》)，亦即儒家“君子”理想的三要素。孔了说“我无能焉”，自然是谦词。子路认为这几句话正是“夫子自道”。这大概是可信的。但仁、智、勇虽分为三，其实都可以统一在“仁”这一最高概念之下。所以“君子”达到了最高境界便和“仁者”没有分别了。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

　　宰我说的是“仁者”，而孔子答语则易为“君子”，可见在这一章中，“君子”与“仁者”完全是同义的。孔子又说：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

　　此章的“君子”与“小人”显指德，不指位，似乎“君子”也不必然都能达到“仁者”的地步。但是我相信此语的本意当依下引王弼所解：

　　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辞，君子无不仁也。(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引)

　　“君子”既是“仁者”，则欲为“君子”必自修养自己内在的仁德始。所以“克己”、“自省”成为入德的基础功夫。孔子说：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

　　他的弟子曾参也说：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说得再深一层便是上面已引过的“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那一段话了。孔子又把这种“自省”、“由己”的精神加以普遍化，而成为下面的公式：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

　　“君子”在培养个人的道德品质这一点上完全是对自己负责，而不在求得他人的称誉，甚至了解。故《论语》开章明义便说：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此外如“不患人之不己知”这句话更是孔子所反复强调的。(见《学而》、《宪问》、《卫灵公》)从反面说，“君子”尤当随时自察过失而严格地自责：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自讼者也。”(《公冶长》)

　　“君子”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不断地“反求诸己”，层层向内转。但是由于“君子之道”即是“仁道”，其目的不在自我解脱，而在“推己及人”，拯救天下。所以“君子之道”同时又必须层层向外推，不能止于自了。后来《大学》中的八条目之所以必须往复言之，即在说明儒学有此“内转”和“外推”两重过程。这也是后世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简单地说，这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展开的一往一复的循环圈。一部中国儒学史大体即是在此循环圈中活动，其中因为各家畸轻畸重之间的不同，对“内”“外”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不同，所持的理论根据的不同以及各时代具体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儒学史上先后曾出现了种种不同的流派。但这一切的不同都没有跳出上述的循环圈。而这一循环圈远在孔子的时代便已开始了。上文已指出孔子“反求诸己”的内转一面。现在让我们再看看他“外推”的一面。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孔子以“修己以敬”来界定“君子”的涵义，显然是从内在本质着眼。这和“克己复礼”、“为仁由己”、“反求诸己”是一贯的。但是“好勇”过于孔子的子路却不以此为满足，因为他是一个行动型的人物，所最关心的是“君子”如何才能有益于社会。孔子针对他的特殊关怀而推到“修己以安人”。此“人”字所指或尚是“君子”左右的家人亲友乡党之类。故子路仍不满足。最后孔子才推到“百姓”，这在当时乃是指全“天下”的人而言。若用《大学》的语言来表示，便是由修身推到齐家、治国，以至于平天下了。孔子此处对“君子”的层层外推和下面有关“君子”的一章形成有趣的对照：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

　　此章在问答的形式上与上引“宪问”章一致，但内容却截然相反，孔子答案的方向是“内转”而不是“外推”，这与孔子的“因材施教”有关，因为司马牛是一个“多言而燥”的人。(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一个“燥”的人常不免于忧惧。(参看《颜渊》篇“司马牛忧曰”章)故孔子对症下药，要他“内省不疚”，此即告之以为“仁”之方。(“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虽然在随机指点时或内转或外推，但他的理想中的“君子”则确然有一条明白的“外推”线索。他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这是孔子关于“君子”理想的一种最简单扼要的规划，内外两面都照顾到了。事实上，这便是他的“一贯之道”：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朱子《集注》曰：

　　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甚为精当。清儒刘宝楠更加以引申曰：

　　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论语正义》卷五)

　　刘氏以忠恕解“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很顺理成章的。这是积极意义的“君子”。但是孔子又是最善于行“恕”道的，他并不强人所难，要求每一个“君子”都达到积极的标准。因此他又提出了一种消极意义的“君子”理想：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己所欲，施于人”，用意虽好，但未必人人都能做得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君子”的最低标准，这应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故孔子以为这是“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当然便不能算是“君子”了。
　　“君子”是“道德之称”，儒学也一向被视为“君子”的“成德”之学。这一看法自然是有坚强的根据的。但问题则在于“成德”的意义究竟何指。若专指个人的“见道”、“闻道”、“悟道”、“修道”等“内转”方面而言——虽然这确是儒学的始基所在——则不免往而不返，“君子”的循环圈亦将由此而中断。故“君子”必须往而能返，层层“外推”，建立起人伦道德的秩序，才算尽了“修己以安百姓”的本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