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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儒家理想(一)
[ 作者:余英时 | 来源:本站原创 | 点击数:4987 | 时间:2008/8/26 ]

 

“君子”与儒家理想



  “君子”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不断地“反求诸己”,层层向内转。但是由于“君子之道”即是“仁道”,其目的不在自我解脱,而在“推己及人”,拯救天下。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

  依照传统的说法,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的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这一传统的“君子理想”在今天看来似乎带有浓厚的“精选分子”的意味(即所谓elitism)。不可否认地,在历史上儒家的“君子”和所谓“士大夫”之间往往不易划清界线。但是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君子”所代表的道德理想和他的社会身份(此即儒家所说的“德”与“位”)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相反地,“德”的普遍性是可以超越“位”的特殊性的。因此“君子”的观念至孔子时代而发生一大突破(见后),至王阳明时代又出现另一大突破。(阳明云:“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其后更有“满街皆是圣人”之说。)从普遍性的方面着眼,今天讨论“君子”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
  我们的讨论自不能仅以儒家经典中“君子”这一名词为限。他如“士”、“仁者”、“贤者”、“大人”、“大丈夫”以及“圣人”等观念也都和“君子”可以互通。甚至儒家关于人生境界的一般议论也是和君子的理想分不开的。限于篇幅,本文大致以先秦为断。虽然严格言之,每一时代都各有其特殊的“君子理想”,但其大体规模在先秦时代已经定型,后世儒者也并未能远越先秦的范围。
  一
  我们可以从“君子”一词的涵义开始讨论。这个名词的最早而且最正式的定义出现在东汉的《白虎通义》。其文曰:

  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故《孝经》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何以知其通称也?以天子至于民。”故《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论语》曰:“君子哉若人。”此谓弟子,弟子者,民也。

  《白虎通义》本来是要解答何以“帝王”、“天子”也“或称君子”的问题。但当时白虎观诸儒在检讨了经典文献之后却不能不承认“君子”早已成为男子的一种“通称”。这一定义确是合乎当时的实际状况的。清儒陈立在他的《疏证》中曾列举了许多文献根据来支持这一论断。他说:

  《易·系辞传》:“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集解》引虞注云:“君子谓文王。”是天子称君子也。《荀子》“大略篇”:“君子听律习容而后士。”注:“君子,在位者之通称。”“在位”则兼及诸侯也。《仪礼》“士相见礼”:“凡侍坐于君子。”注:“君子谓卿大夫及国中贤者也。”是卿大夫称君子也。《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注:“君子,士已上。”是士亦称君子也。《诗》“东门之池序”:“而思贤女,以配君子。”疏:“妻谓夫为君子。”又“小戎”云:“言念君子。”是庶人亦称君子也。是其通称自天子以至于民也。

  陈立更进一步指出《白虎通义》原文中所引的文献来源说:

  《诗》见“泂酌”,《毛诗序》谓为召康公戒成王诗。是谓天子也。《论语》见《公冶长》篇,为孔子称子贱语,是谓弟子。弟子即民。此上举天子下举民,以见君子为通称也。

  《白虎通义》以“君子”为“通称”虽然有坚强的根据,但此中仍有一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为原文所未及,陈立的《疏证》也没有谈到。我们禁不住要问:“君子”一词是不是一开始便是“道德之称”呢?又是不是从来即是“自天子至于民”的“通称”呢?
  准以西方nobility和gentleman的例证,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君子”最初是专指社会上居高位的人,后来才逐渐转化为道德名称的;最初是少数王侯贵族的专号,后来才慢慢变成上下人等都可用的“通称”的。由于史料不完备,我们今天已无法追溯这一演变的过程。但先秦文献中依然清楚地留下了演变的痕迹。《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对叔孙穆子说:

  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

  此文“君子务在择人”是一句自古相传的成语,其“君子”乃指“任大政”的“宗卿”,是十分明白的。又如《国语·晋语八》叔向答籍偃“君子有比乎?”之问,说:

  君子比而不别。比德以赞事,比也;引党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别也。

  “君子”在此乃特指各国朝廷上居高位的人,也毫无可疑。而尤其值得注意的则是“君子”和“小人”相提并论时,前者指在位的贵族,后者指供役使的平民。这种例子多至不胜枚举,姑引两条于下。《诗经·谷风之什·大东》:

  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孔颖达《正义》云:

  此言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

  《左传》襄公九年十月条知武子曰: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

  这一条又见于《国语·鲁语下》所记公父文伯之母的一番议论之中,不过“先王之制”作“先王之训”,仅一字之异而已。(《孟子·滕文公上》论“劳心”、“劳力”之分即本此“古制”或“古训”。)
  以上两例可证“君子”在最初既非“道德之称”,更不是“天子至民”的“通称,而是贵族在位者的专称。下层庶民纵有道德也不配称为“君子”,因为他们另有“小人”的专名。“君子”之逐渐从身份地位的概念取得道德品质的内涵自然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概在孔子以前早已开始,但却完成在孔子的手里。《论语》一书关于“君子”的种种讨论显然偏重在“道德品质”一方面。不过自古相传的社会身份的涵义也仍然保存在“君子”这个名称之中。例如《论语·颜渊》: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此处的“君子”和“小人”两个名词当然是指“位”而言,“德”字也与“道德”之“德”有别。孔子在这里也许只是不自觉地沿用了它们的习俗用法,不能与《论语》中其他处自觉地赋予“君子”、“小人”以新的道德意义者混为一谈。《论语》以下儒家经典中的“君子”虽然不免“德”、“位”兼用(其中有分指一义,也有兼具两义者),但是就整个方向说,孔子以来的儒家是把“君子”尽量从古代专指“位”的旧义中解放了出来,而强调其“德”的新义。《白虎通义》时代的儒者以“道德之称”来界定“君子”自然是合乎实际的。这是古代儒家,特别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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