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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煊:业务自传(三)
[ 作者:刘毓煊 | 来源:本站原创 | 点击数:4281 | 时间:2008/4/23 ]

 

六、古农书

    197911月,我来到农业出版社,参加了古农书的编辑工作。

    当时,在古农书的排印上,有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有二百多万字的古农书稿,由于是繁体字,发稿后积压了一两年排印不出来。我建议用工笔小楷缮写然后缩小影印,在领导的支持下,设计了版样纸,请了几位书法家缮写,此后,经过吴仲明同志的检查核对,出版部和印刷厂的大力支持,终于都以胶版影印出来。

    对于古农书,我过去知道得不多。编辑室副主任朱洪涛同志多年从事这一工作,素有研究。在他的指导下,我这才知道见于著录的古农书就有上千部之多,列入我社长远选题规划的已达四百余部。这真是—个丰富的宝藏。把它发掘出来,整理好了,交给人民,对于研究农业科学、发展农业生产,是很有意义的。我愿努力学习这方面的业务知识,做好编辑工作。

    古农书来稿的编辑加工,确实比一般书稿要繁难些。首先一个麻烦是改字:有的书稿要排繁体字,就得把来稿的字一律都改成正确的繁体字;有的书稿要排简体字,就得把来稿上的字一律都改成规范的简体字。看第一遍稿的时间和精力差不多都得花在改字上。

    对古农书的来稿,我尚能判断其学术水平的高低。例如:对缪启愉先生的《齐民要术校释》,我写了个简介,力求概括其要点,评价其特色。作者看了之后,誉为深知甘苦之言。这段简介,最近曾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印的第94期《情况简报》刊载。

    在编辑加工中,对于古农书来稿中的旁征博引,我尚能知道其出处或查明其出处,经过校对后订正其失误。例如:对夏纬瑛先生的《夏小正经文校释》,我核对了他征引的279条传文和古诗文,一一注明其出处,并且订正了一些失误。这些注明出处的条文,后来就用做此书的附注。又如:对《农史研究》第一辑,我在协助通读付型的校样时,发现许多引文都有问题,经过查明出处,一一核对,订正了作者们在引文和正文中的110多处失误。

    对于翻译日文的来稿,我尚能看出其译得不妥之处。例如:有一份来稿,译的是天野元之助的《对贾思勰〈齐民要术〉的研究》,我初步审读后,感到译者的日文水平较低,古文的基础也较差,不能把日文中的长句分解为短句,遇到近似中国古文的句子更有困难。于是我就摘录了其中的一段日文和译文,附上我另译的这一段,对照说明其失误。经领导审阅后,把译稿退还给译者。

     对古农书稿的编辑加工,我比较审慎,努力按照领导上规定的要求进行加工,除修改文字、核对引文外,对内容也能提出一些供作者参考的意见。至于作者的学术见解,能“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则我虽有未敢苟同之处,也不妄加修改,只是自己做些研究,以待或有所得,再与作者商榷。例如:对于夏纬瑛先生的《夏小正经文校释》,有十来条校释,我都有不同的看法。他全书只有六万多字,我对这十来条校释进行研究所写的笔记,就有一万五千多字,后来略有所得的有三条:

    1.《雁北乡》这条传文,作者的断句是:“……乡者何也?乡其居也。雁以北方为居。何以谓之居?生且长焉耳……”作者所根据的版本是朱骏声的《夏小正补传》,我看到的其他三个版本,有的作“……何以谓之……”,还有的作“……何以谓之为居……”。从版本学上来说,自然应当存其真,复其原;但是从古汉语的语法来说,“何以谓之”下面不需要再加“居”或“为居”,因为“之”字是指示代词,已经指代了前面所说的“雁以北方为居”。作者在“何以谓之居”这里断句,从这条传文来说,文理还是通的;但以此为例,应用到《雉震呴》和《缇缟》那两条传文上,就出观了问题。

    2.《雉震呴》这条传文,作者的断句是:“……正月必雷。雷不必闻,唯雉为必闻。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呴相识以雷。”这样断句,末尾两句就费解了。我认为末尾两句应作:“……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呴,相识以雷。”因为“之”字是指代前面的“雷不必闻,唯雉为必闻”的。我这样断句的解释是:“正月里春天一到必打雷。但是这雷不一定能够听到,只有野鸡必然听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天上一打雷,野鸡就搧动着翅膀叫唤。人们认识到野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天上打雷的缘故。”作者在校释里所说的“雉鸣为求偶之徵”、“正月必雷之说则是无稽之谈”,也有待商榷。因为《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云:“……雷始动,雉鸣,而雊其颈。从隹从句,句亦声。”雊同呴,似乎当初造这个字时,就已经注意到这种雉鸣与闻雷有关。又,唐代司空图诗云:“雉媒声晚草芳时”,似乎雉鸣求偶之时较晚,要在芳草鲜美的时候。古人大概是因为正月里雉不会鸣以求偶,但这时雉却震呴,于是根据它平时闻雷则呴,反过来推论到正月必雷吧?是否这样,只好留待请教气象学家和动物学家了。

    3.《缇缟》这条传文,作者的断句是:“缟也者,莎随也。缇也者,其实也。先言缇而后言缟何也?缇先见者也。何以谓之小正?以著名也。”作者经过考证,说缟是一种莎草,缇是其花序的形状似实。这考证是有根据的,但末尾两句的断句也费解。我认为应作:“……何以谓之?小正以著名也。”因为这条传文的意思是:“缟是一种叫莎随的草,缇是它的穗子。本应当叫做缟缇的,为什么先说缇后说缟呢?因为穗先出现惹人注目,《夏小正》就是因为它显著才这样命名的。”

    以上都属于学术讨论的问题,我的看法未必正确。以前我曾说过“编辑工作就是甘当助手的工作”,现在我认为在对古农书进行编辑加工时,实在也应当边干边研究,力求提高“学术水平”,才能够对工作有好处,对作者有帮助。

    此外我还在杨向奎、张政烺先生主持撰稿的《中国农垦史》的编写工作中,分担写三国时代的农垦史,由于患冠心病,只写完了一半,约三万字。我选取空白点,先着重研究了吴国的农垦史,在历史资料中爬罗剔抉,考证出来吴国的屯田,要比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里所说的时间早二十年左右,是在孙权初为将军之时就开始的,而不是在孙权称帝之时。这也未必正确,至多不过是愚者之—得吧。

七、农历

    这两年来,我还曾担任《1982年农历》和《1983年农历》的编辑工作。

    农历的封面,每次都是由美术编辑设计出几种式样,经全社评选,最后由社长审定。农历的内容,从最初的选题到最后的校样,每次都是由三位室主任仔细审阅,随时指导,最后由副总编审定。农历的稿件,主要是农业政策和农、林、牧,副、渔部分,每次都是由各个有关的编辑室供稿,室主任亲自布置写稿并负责审阅。农历的校样,每次都是由校对室的同志们细心校对,补正疏漏。出版部、印刷厂、农业书店的同志们,每次也都是努力配合、互相协作。可以说,农历的编辑工作是在全社同志的关心、爱护与帮助下进行的。各级领导的审阅指导,各编揖室的负责供稿,从根本上保证了农历的内容与质量。

    我所做的不过是:编排日历部分;搜集一些科学、文化方面的资料,或摘录,或改写,进行编辑加工;齐稿后安排版面,画好版样,并对校样再加以校对而已。

    根据各方面的反映,大体上说来,这两年的农历有所改进,内容丰富些,版面活泼些。若与各地的《农历》比较,我们独具特色的则是:《1982年农历》开始推广了《物候历》;《1983年农历》续连推广,并且增加了《我国十个地区物候指标简明表》。

    1982年农历》曾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并博得好评:北京新华书店调查研究科的常建同志看到了,在《北京日报》郊区版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说这是他所看到的几本农历中最好的一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年前夕的“对农村广播”中,特别播讲了《物候历》,并且推荐我们这本农历。《北京晚报》、《北京科技报》也都刊出了介绍《物候历》并推荐我们这本农历的文章。

    物候可以反映季节的迟早和气候的变化,它比节气更细致,更准确,更便于因地制宜掌握适当的农时。因为,节气实际上是个时间单位(这一点,从“一月两节不改变”上就可以看出来),而气候的冷暖,则各地有早有晚,每年也有早有晚。所以,自从春秋战国时代规定了二十四节气以来,虽然有了节气,人们总还是感到不满足,到了汉代还要搞“七十二候”(即月令),但是它把物候附在节气下面,规定每节三候,五日一候,这仍然是个时间单位;而且随着气候的变迁,物候也有古今的差异,它就越来越不适用了。太平天国有鉴于此,有一年在颁发的《天历》上列入《萌芽月令》,它如实地记载着上一年南京地区的物候现象,原计划积累四十年可以形成一部适用的《物候历》,可惜后来由于革命失败而未能完成。

    我们现在推广的《物候历》,是在新中国诞生后,由中国科学院竺可祯、宛敏渭先生以将近三十年的努力,对北京地区一系列的物候现象,年年随时观测,如实记录,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数据而编制出来的。它按照一系列物候现象多年出现的平均日期,分清先后,排定次序,划出季节,就如同制成一把有刻度的“物候计算尺”,不仅可以用来知道农时,而且可以用来预测农时。它是两千多年来人们梦寐以求而终于实现的最科学的物候历,也是我国目前六十个物候观测网点中走在前面的最完整的物候历。

    它虽然是个“北京的自然历”,但是它可作为—个标尺,供全国各地参考,以便全国各地在物候观测种类上求同存异,积累观测数据,各自形成当地的物候历,这样才能最后形成《中国物候历》,大大发展我国的物候学。

    我曾在宛敏渭先生那里看到一本《俄罗斯自然历》,还曾在竺可祯、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中,了解到日本、德国,英国、美国、苏联都在研究它,日本有1500个物候观测点。我认为:物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早发现的,利用物候来掌握农时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现代物候工作上,我们更应当“当仁不让”!

    从制定二十四节气发展到制定《物候历》并开始推广它,这是有历史意义的。《物候历》的推广,对于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将会有很大的好处。

    《物候历》即《物候学》一书中的《北京的自然历》,这次在编辑《1983年农历》时,尊重宛敏渭先生的意见又恢复了原名。我经过统计,发现《物候学》原书中的历表,在列举的70个物候观测种类的179个物候现象中,遗漏了一个物候现象,即只有雁北飞而没有雁南飞,向宛先生提出建议,他就把雁南飞添上了。

    《我国十个地区物候指标简明表》是宛先生提供的。原表是以季节为经、地区为纬,由北而南,辑录物候指标的,看起来后出现的物候在前,先出现的物候在后,令人感到很不方便,经过与宛先生商量,由我重新整理,改为以日期为经,地区为纬,就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此外,鉴于我国的现代物候工作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我写了篇《对物候工作者的希望与建议》,请编辑室主任梁雪峰、副主任朱洪涛同志看过后,寄给了地理研究所负责物候工作的邱宝建主任,要点为:

    1.《北京的自然历》,应依靠北京市领导部门,应用于北京市郊区的农业生产,取得显著的效果后,汇报中央。

    2.依靠中央领导部门,在全国各地设立有代表性的物候观测网点,改变目前物候观测网点少而且分布不均匀的状况。

    3.从这次《农历》上刊出的《北京的自然历》和《我国十个地区物候指标简明表》看来,各地物侯观测种类的差别太大,这是 198111月召开全国物候工作会议时就应该共同研究解决的。虽然物候有地区的差异,但是应当求同存异,做个统一的规定。

    4.《物候历》应有繁简两种,繁者以便科研,简者以便科普,古代所讲的“七十二候”,有它好的一方面,那就是力求简明。在《农历》上推广的《物候历》,必须要搞得简明扼要,简单易行,才能便于广大农民群众掌握。

    后来,地理研究所邱主任曾打电话来表示赞许。现在,我认为开展物候工作不是科研机构所能承担的,希望农牧渔业部能抓起这项工作来。

八、今后努力的方向和措施

     农业,在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中,是战略重点之一。在今后二十年内,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堤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而实现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

    农业出版社,作为国家出版社,面向全国八亿农民编辑出版农业书刊,急农业生产和农民之所需,供农业科研和科普之所求,无论是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上,都分担着重要的任务。

    在这长江巨浪汹涌向前的形势下,我能够作为农业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之一,是莫大的光荣、莫大的鼓舞,我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编辑工作。

    1.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依靠党的领导,接受党的教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建设中不断地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工人阶级的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来严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地、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2.努力钻研业务,学习农业政策,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并结合本职工作研究农史,向这方面的专家学习,对农史做系统的、全面的、深入的研究,由不断地提高知识水平到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以求在农史书稿的审读和编辑加工中,能够按照国家的规定和领导的要求,坚持质量第一,从书稿的思想内容、科学内容到文字表达,以及版面设计、校对、装帧等方面,都努力提高质量,帮助作者把更好的精神文化食粮贡献给广大的读者。

    3.向老年同志们学习,学习他们的老当益壮、尽瘁从公、任重致远、饱学卓识。向中年同志们学习,学习他们的各有专长、经验丰富、勇挑重担、胜任繁剧、认真负责,积极努力。向青年同志们学习,学习他们的情绪饱满、热情洋溢、理想远大、志向坚定、边干边学、勇猛精进。

    现在,全社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精神鼓舞下,都满怀信心,干劲倍增,为了出好书、多出书、快出书而努力奋斗,我一定要振奋精神,紧紧跟上,为革命工作而锻炼身体,以锻炼身体而献身工作,决心在有生之年,尽自己所有的刀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一步学习,进一步工作,以求进一步为党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工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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