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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煊:业务自传(二)
[ 作者:刘毓煊 | 来源:本站原创 | 点击数:5024 | 时间:2008/4/23 ]

 

四、科学普及

    19534月,我被调到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市科普,后来与市科联合并,成为市科协),主席为著名的老科学家茅以升同志,秘书长和秘书处长由宋匡我同志兼任。

    我先是担任文书工作,写工作简报。当时科普会员和科普活动日益增多,工作千头万绪,为了加强领导,需要及时联系和登记,我设计了一整套鱼鳞册式的活页分类卡片,以便登记和查阅。这种方式方法,不久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重视并被采用。

    19543月,让我担任编辑,创刊了当时全国第一份《科学小报》(即今《北京科技报》)

    《科学小报》的内容主要为:宣传祖国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介绍兄弟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广工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结合工农业生产介绍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结合人民群众的生活来普及卫生和科学常识等。

    《科学小报》起初不定期出版,八开两版,每期印三五千份,作为科普宣传资料,赠送给各单位。一年多以后,根据读者的需要,改为双周刊,四开四版,每期印一两万份,委托新华书店零售。又一年多以后,受到市委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改为周刊,四开四版,经市委批准,作为新闻报纸登记,交邮局公开发行。报纸由《北京日报》印刷厂排印,用轮转机印刷,订户迅速增加,每期发行到十八万份(每份定价三分),每年可上交利润五万元,相当于国家每年拨给市科协的活动费。影响所及,后来全国有许多省市的科协也办起来这样的小报,如《湖南科学小报》等。

    《科学小报》的人员,在改为双周刊前后,从组稿、看稿到编排、校对,都由我一人担任。临改周刊前,增加了两人。改为周刊后,陆续增加到八人,由我和一位党员同志担任组长、副组长。

    如何办好《科学小报》,这在当初是毫无经验的,因为从来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报。经过两三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逐渐认识了它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它和报纸同样,要有新闻性;但这新闻又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而是还要包含着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它和日报上的科学副刊、科普杂志、科普宣传资料同样,要有科学性和普及性;但由于采取报纸形式,照顾到各方面的读者,就要有综合性。因此,它的内容就要更新鲜及时、更短小精悍、更通俗易懂、更生动活泼、更丰富多彩。这“四性五更要”,就是《科学小报》的特殊性与共同性。它必须表观出这个特色,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小报,站得住并且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在办《科学小报》中,我遇到三个困难,通过克服这三个困难,我又进一步丰富了业务知识,提高了业务能力。

    第一个困难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这只有在工作中边干边学。资料室里越来越丰富的科技图书、资料和报刊,给工作和学习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于是,我从文史哲——社会科学这一广阔领域,又走进数理化——自然科学这一广阔领域。我单学一门不够用,只有根据工作的需要,一方面做广泛的考察,一方面做深入的探索。遇到基础科学的问题,我就找来中学和大学的理科教材,力求理解得更深;遇到应用科学的问题,我就找来许多有关的科技资料,力求知道得更多。这虽然是“临渴掘井”的办法,但是由于“前有小报,后有资料”,“水源多,水位浅,挖几锨,就出水”,也很能够解决问题。就这样,我边干边学,干了六年,学了六年,逐渐地积少成多,由浅入深,丰富了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于是,我由一般的看稿,逐渐能够做到补充修订、通俗加工、综合改写,以至自己也能够写点科学小品。

    在科学常识和科晋写作上,我能够达到什么水平呢?例如:当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同志给中央和北京市的干部做科学报告时(一次讲人造卫星,一次讲宇宙火箭),由我担任记录。他每次都是连讲三小时,洋洋一万五千言,没有讲稿,如数家珍。我凭手脑并用,把它完全记录下来并且及时整理出来,在《科学小报》上表。这从新闻专业来说,是记者的一项基本功,也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因为它和速记、录音不同,不但要记录得全以存其真,而且要整理得好以传其神,这就首先必须要能够听懂讲的内容和所用的术语。这两篇记录稿都博得钱学森同志的赞许,在送阅的清样上未加修改。其中第二篇记录稿,刚取回送阅的清样,就被《人民日报》要了去而先行转载。后来,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还曾打电话来,指明让送去从刊载人造卫星到刊载宇宙火箭这一时期的《科学小报》。

    当时,《科学小报》第一版上,宣传祖国建设和科学技术新成就的科普性的重要报道,差不多都是我写的,例如:十三陵水库、天安门广场、全国农业展览会,等等。我曾改写过一篇科学幻想小说《火星探险归来》,还曾写过一些科学小品,散见于当时的《科学小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此外,还曾应战友出版社之约,与姜希文同志合作,写了一本结合科技新闻介绍科技知识的科普小册子,于1958年出版。

    第二个困难是:如何扩大科普作者队伍?当时的科普会员虽多但科普作者很少,会员都是科技工作者。由于科学技术知识都是有系统性的,一请他们给《科学小报》写短稿,他们往往就感到“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写出来的稿子不是深,就是长,令人加工不易,取舍两难。

    因此,在组稿的时候,先要在读者来信的启发下,参考有关资料,拟定一些小的选题;还要从获得好评的作品中,剪辑若干短稿,介绍一些好的经验。请作者对所要写的内容,或化整为零,或拆大改小,一篇短稿只解决一个问题,不要出现一连串的新概念,以免造成拦路虎,要用群众已知或易知的概念,去解释未知或难知的概念。要打些比方或举些例子,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来讲清科学道理,使人们容易理解这些科学知识或掌握这些技术措施。文章要明白如话,让人能够听懂,并且力求简明扼要,最好能讲得生动些,但这生动不只是语言,而是要通过揭露自然的奥秘,以科学技术本身的趣味无穷,来吸引读者去探索新知。

    这样组稿和加工的过程,就是我深入学习的过程;这样写稿和发表的过程,就是作者丰富经验的过程。于是,作者的队伍逐渐扩大,发展为有了几十位能够经常供稿的科普作者,以至于有些报社、出版社也来请求推荐作者。其中有一位作者叶永烈同志,曾在《科学小报》上发表过处女作和一些短稿,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已是全国著名的科普作家了。

    通过克服这一困难,我深刻地体会到,编辑工作就是“甘当助手”的工作。他要作为读者的助手,体贴心愿,向作者提出更具体的要求;他要作为作者的助手,长善救失,让读者看到更美好的作品;他要作为有关单位的助手,配合他们开展教育、进行宣传;他要作为排字工人的助手,便于他们排字顺利、拼版美观。他承上启下,顾后瞻前,与八方协作,靠八方支援,他必须要心甘情愿地去当助手,才能做好编辑工作。

    第三个困难是:如何帮助青年同志熟悉业务?当时《科学小报》新增加的人员,都是些只有中学水平的青年。他们对科学技术知道得不多,对新闻出版也刚开始接触。但是他们工作热情高、干劲大。在市科协党组织的培养下,他们勇敢地挑起了重担,分别担任组织理工农医四方面的稿件,并且编辑二、三、四版,管读者来信和出版发行的同志也努力独当一面。我边帮边带,他们边干边学,很快就熟悉了编辑业务,掌握了编排技术,能够自组、自看、自编、自校了。在科学文化水平上也日益提高。其中的姜希文同志后来也能做通俗加工,其中的赵启骏同志后来也能够自己拼版。当时,《科学小报》在《北京日报》印刷厂排印,《北京日报》的编辑们画版样都是在过期的日报上画,这是新闻界多年来的简易办法。我为了教会《科学小报》的同志们画版样并且画得准确,开始设计了版样纸,以后就流传开来。我自己画版样,则是自造了—个纸尺,两面贴上标准字样,可以用来量好行数、字数、题目和铜锌版,直接在空白纸上画,这比用版样纸要灵活得多。这个尺子,不久就被《北京日报》采用,做成铜尺,以后也流传开来。

    通过克服这一困难,我有两个深刻的体会:

    1.要敢于让青年同志们勇挑重担,让他们在锻炼中成长。虽然科学文化水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提高的,但是他们素质好,热情高,干劲大,精力充沛。只要在工作中边干边学,肯干肯钻,对业务是很快就能熟悉起来的,在学科学、学文化上也会突飞猛进。如果说,我在业务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还有某些地方可供参考或借鉴的话,我应当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以便他们少走弯路,可以更快地丰富业务知识、提高业务能力。

    2.《北京日报》印刷厂是个先进单位,他们对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从发稿到齐稿,从初校到末校,从排字到拼版,从付型到开印,都规定好数量、质量和时间。从出报这头说来,每天早晨四点就得开印,因为邮局取报的车在等着送往分局和火车站。这样,上一道工序就必须为下一道工序创造条件,以免误事。从发稿这头来说,由于大样还要送请市委审阅,有时难免要撤换一部分,甚至于要把拼好的版完全拆掉重来。这时,下一道工序就努力配合上一道工序,大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奋力突击,赶数量,抢时间,力求还能够按时出报。那种为了保证完成任务而通力协作,争分夺秒,克服困难的精神,真令人十分感动。因此,我怀着敬佩的心情,虚心向工人师傅们学习,学会了自己拼版,以免在《科学小报》有所改动时,给工人师傅们增加负担。

    在上述六年《科学小报》的编辑工作中,我曾受过一次奖励,做过一次检查。奖励是:1956年被评为北京市的科普积极分子。检查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也犯了“浮夸风”,写了《亩产百万斤》的科普性的报道,刊登在《科学小报》上。

    19605月,由于当时压缩纸张供应,《科学小报》就和《北京农民报》、《北京青年报》一起停刊了。我参加市科协的干部下放劳动,先是到通县宋庄公社疃里大队,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后又转到良乡长阳农场第四大队。这个大队种稻田,我担任过看水员、组长、生产队长,在劳动中得过三次奖励。19629月,因《科学小报》一时还不能复刊,市科协组织上就和市教育部门联系,把我安排到东城区二十二中担任语文教员。临行时,市科协组织上给我的评语是:“在政治上谨小慎微,在工作上肯干肯钻。”这评语也可以说是对我六年来担任《科学小报》编辑工作的总结。

    离开市科协后,我还想在科普写作上完成一个心愿。以前我看到过几本农谚集,农谚都不多,也没有注明出处,不便于应用和研究。我想把它们搜集得全些,一一注明其出处,按气象、节气和作物分类,编一部《农谚大全》。于是我就在假日或晚间,到北京图书馆,从各地的旧县志上摘录。在摘录的过程中,对于重复的农谚感到不易取舍,后来却发现正是这些重复的农谚可以显示出这些地区的“等候线”来,这将是很有意义的,从此搜集得更勤奋些。日积月累,搜集了约五千条。可惜,这些小卡片在1966年都散失了。

    对于科普工作,我也还是关心、爱好并寄予希望的,特别是对于《科学小报》。我珍藏着一套精装的《科学小报》合订本,是以前市科协留给我作纪念的。1978年夏季,当市科协的同志告诉我《北京科技报》想要复刊时,我非常高兴。听说市科协的图书资料这些年都散失了,找不到以前的《科学小报》,我就把多年来艰难保存的这套合订本送去,以供参考。市科协组织上曾向东城区教育部门联系过两次,由于我的落实政策问题尚未解决,未能调我回去。这时《北京科技报》的总编辑由现在《北京晚报》的总编辑王纪纲同志担任,在他和许多新同志的努力下,不久《北京科技报》就复刊了。

五、语文教学

    19629月,我转到北京市东城区二十二中,开始从事语文教学。

    这又是一个新的任务,新的学习,必须做新的努力。

    教育方针是明确的,即“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贯彻这一教育方针,教育领导部门拟定了各科的教学大纲,选编了各科的教材,印发了各科的教学参考资料。以语文教学来说,在教每一篇课文之前,老师们都要备好课,写出备课笔记。通过自己备课和集体备课,对这一篇课文,从正音、正字、解词、造句、分段、写中心意思,到教学目的和要求,都做深入的探讨和全面的研究;对每一课时的教法和教学环节,以及如何精讲多练、布置作业等,都做出具体的安排,还要通过互相听课和观摩教学,来交流经验,研究改进,共同提高。可以说,从学校领导到全体教师,从课堂教学到课外辅导,从个别谈话到进行家访,时时处处都在为了贯彻这一教育方针而尽最大的努力。

    因此,在教育工作中我首先深受教育。就语文教学来说,我以前的语文知识和能力,只是“为用而学”的,这时则是还必须“为教而学”。通过自己备课和集体备课,我对所教的课文,每备一遍就等于又重新学习了一遍,力求学得更扎实一些。对于普通话、汉语拼音、简化字、标点符号,也注意补正自己以前的疏失。同时,还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钻研了语法、修辞、逻辑等。

     “为教而学”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还必须“为学而教”。不但要自己会,而且要让学生会,多数会、全都会、永远会;不但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而且要让学生掌握基本技能。做到这个程度,还只是做到了一半,因为“教是为了不教”,进一步还必须做到让学生“不教自学、不教自会”,都能够有自学的能力。这使我在教学过程中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教育是一门重要的科学,教学是一种美妙的艺术。

    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教学过程,就是我向其他的老师们学习、向所教的同学们学习、不断钻研教材和教法以求提高教学水平的过程。“教学相长”,因而也就促使我增进了语文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在课堂教学上,我除了按照教学大纲和教材所规定的要求讲授之外,还补充一些练习,培养他们自学的兴趣和能力,并且练些将来能够实用的基本功。例如:我以一篇课文为例,让他们自己阅读,划出重点、要点或警句,指导他们如何记笔记,鼓励他们多看课外书,多记些笔记.最好还能写点心得,我定时检查这些笔记。我以整本课文为例,说明精读、阅读和博览的不同,鼓励他们在精读背诵的基础上,懂得了阅读欣赏,去广泛涉猎而博览群书。我从学校图书馆里,借了一百部古今中外的名著,转借给我所教的两个班的同学们,让他们互相交换着看,以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引起自学的兴趣,锻炼自学的能力。我教他们练钢笔行书字,既要写得正确、清楚,又要写得流利、美观。后来,我还编了一部《钢笔行书字例》,对《新华字典》上的八千个字,经过统计加以分析综合,选出八百个形旁或声旁相同的字,每四个字为一组,写出其行书字例,以便类推,并按笔划和音序排列,以便查阅。我抄了三份,可惜后来都散失了。

     在指导学生作文上,我首先端正他们对作文的看法,破除其畏难情绪。我说:作文如写话,文和话都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明白你的意思,所不同的是:说话有个语言环境、动作表情,还可以通过问答来做补充;而作文则要求一次就能够把意思说明白,这就要考虑得更周到一些。你的意思包括你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这是素日里就应该提高的,作文则是让你练习文字表达能力。文字表达是经常需要的,能从明白通顺到简明扼要就好,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去当作家。文字表达的形式也就是文章的体裁,不论是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都应该练。但是表达的内容则可以因人而异,科学的、文化的都可以。要拣你熟悉的说,有话可说的说,想办法说出来能够让人听明白并且爱听就是了。这些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在文字表达上都有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从简明达到精美。明是目的,简是方法。过明了则不简,重复啰嗦,反而不明;过简了则不明,还得补充,反而不简。简与明是相反相成的,简当才能更明。美是明的极致,不拘一格;精是简的极致,百炼成钢。精与美是相辅相成的,精益求精则好上加好。各种内容和形式,在文字表达上只要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就是最好,并不是要堆砌美丽的辞藻。对上述的道理,我平时结合课文经常举例说明。在让学生作文时,开始并不命题,只限体裁,不限内容。我让他们分三个阶段来练习:首先练明,提醒他们注意层次条理;再练简,建议他们调整层次条理;最后练美,不拘一格,各有各的好处就好;不要求精,因为那是成熟以后的事。由于学生们的作文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并不要求步骤一致,而是让他们在各自的基础上提高,能提高一步的就给予鼓励。这样一年,较差的同学能够写得明白通顺,比较简洁;一般的同学能够写得在简明扼要或条理畅达之中略见文采;而较好的同学就才华横溢、斐然成章了。这好比种花,先让它根系舒展,再经过整枝,到时候就花繁叶茂,含苞怒放了。

    除了在学校任教外,我在等待落实政策期间,曾帮助一位老教师办了个家庭义务辅导班,两年辅导了二十多个知识青年,使他们多数考上了大学。还曾应卫生出版社之邀,给他们连办三次的业务学习班讲过语文课。第一次是全社性的,讲的是语法、修辞、逻辑、标点符号(其中标点符号的讲义,后来被《赤脚医生》刊物发表)。第二、三两次,是单为新入社的大学生举办的,每次二十人左右,讲的是古代汉语。此后,科普出版社还想邀我讲课,被我婉言谢绝了。

    197811月落实政策后,我到东城区一中教了一年语文,就调到了农业出版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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