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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儒家精神的基本性格(三)
[ 作者:徐复观 | 来源:本站原创 | 点击数:5163 | 时间:2008/3/14 ]


  四、时代的新生
  如上所述,从人类整个的文化看,儒家的成就,是受有历史的限定,而绝非无所不包,无所不备的。不过,试盱衡今日西方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及中国目前艰危的形势,则儒家精神,正在为渡过灾难而反省、而奋斗的人们心灵之深处跃动,仿佛呼之欲出。真正说起来,这将是儒家精神新生的时代。


  西方文化的危机,言之者已非一人一日。其危机所在,正和中国者相反。中国文化所遗留的问题,是在物的方面。因物的问题未得到解决,反撞将来,致令人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西方文化今日面前所摆的问题是在人的方面。因人的方面未得到解决,反映转来,致令本是为人所成就的物,结果反常成为人的桎梏、人的威胁;所以才有欧洲的衰微,才面临过去希腊罗马所同样经过的存亡绝续的大试验。前面曾经提过的索罗肯的《人性之再建》,主要系指出欧洲近代“官能的文化”,“感性的文化”,对人的本身所制造出的“伪似科学”,把人仅认作“欲动”的,“权力”的,乃至纯生理、纯物理的东西,因而把人导向濒于死灭之边缘,不得不呼吁人性的再建。此已另有介绍。今再将得过1912年诺贝尔科学奖金的卡来(Alexin Carrel)博士在其《人,此一未知者》中的结论,摘引一二段,以相印证。


  卡来博士在详细叙述了近代各种科学对于人的研究与成就,而感到失望之后,他说:

  “我们今日因以苦恼的谬误,在于曲解了加利略的天才的思想。加利略把事物能够测度的广度、重量、形状、颜色、臭味等,称为物之第一次的性质,和不能够测量的第二次性质,加以区别。毕竟是把量的东西从质的东西分开,所以由数学的用语所表示之量的东西编出科学,而把质的东西忽略了。抽出事物的一次的性质,这是正当的。但因此而忘记了二次的性质,则系严重的错误。我们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后果。何以故?对于人来说,不能测度的东西,较之能测度的东西,更为重要。……然而这种质的东西之与量的东西之分离,到笛卡儿建立身体与心灵的二元论而更甚。即从那时以来,精神上的现象,不能加以说明,而物质决然与精神分开了。并且认为肉体之有机的构造,与生理的机能,较之精神之苦乐美丑,远为重大。由此种错误,我们的文明,遂被诱入于把科学导向胜利,把人却导向颓废的路上。”(1951年樱泽如一译决定版,356—357页)
  “……我们应将给与热力学之同等重要性,给与于人之情意的研究之上。我们的思想,不能不拥抱一切实在之方面。”(同上,358页)
  “但是要拔弃三百年以上支配着文明人之头脑的学说,当然很困难。学者之大部分,都以普遍名词为实在,相信量的东西之专擅存在权利,相信物质的优越,精神与身体之分立,和精神的从属的位置。他们决不容易放弃这些信念。因为放弃这些东西后所发生的变化,会成为教育学、医学、卫生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根底之动摇。现时由各个学者所愉快耕种的小块田地,将变为未开垦之大森林。若是科学文明,离开文艺复兴以来所走的路线,而回到具体东西的幼稚观察,则各种奇异的事态会产生出来。物质失去其优越。心之活动与生理之活动,成为同位的东西。对于精神之机能、美意识及宗教意识等活动的研究,会和数学、物理学、化学之研究,视为同样不可缺的东西。现在的教育方法,将视为不合理。各科学校与大学,不能不变更教授科目。”(同上,358—359页)

  卡来博士的成就,是从分析和显微镜中得来的。但他发现分析和显微镜的效用,皆有其限度;而由分析与显微镜所得的成果,也不是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全部的成果。卡来博士还说:“若是牛顿或拉发西挨(Lavoisier)把那样的努力,如我们加之于精神的方面,或者人和人的研究的方面,我们或者成为无比的幸福……”我们的先圣先贤,岂非正是在牛顿们所走的另一条路上作这一番努力吗?
  西方的社会科学,也有其辉煌的成就。但因为对于人的本身的根源,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也一样的面临着空前的试验。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贫富的对立。而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又大有陷入极权统治的可能。经济学家们在二者之间所作的技术性的努力,并未能与此问题以解决。至就政治而论,则可引前面曾经提到的伯卡教授的看法作代表。伯卡教授在其1940年出版的《现代民主主义论》中,再三指出民主主义的危机,是来自经济方面的矛盾。但经济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是物的关系。现在的技术,可以解决人对物的要求。民主主义之能否不被极权主义者推翻,端在处于经济利害对立的人们,在利害切身的关头,能否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其矛盾。若不能发挥理性作用,在民主方式之内解决问题,结果,只有促成暴力革命。说来说去,民主政治的危机,经济的矛盾,其解决之键,还不是在人的本身吗?所以欧洲文化的死活,要看是否能回转头来在建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这一点上的努力。
  我从另一角度看出欧洲文化的难题,是在个体与全体的冲突上面。而儒家在这一点上,却提供出了一条可走之路。当然,这不是已经完成之路。
  欧洲中世纪,大家生活在基督的统一教义之中。基督教义,是以人的原罪,面对着上帝而展开的,这可以驯柔骄妄的罗马人和横暴的蛮族,提撕其精神而使之向上。然基督教的理念,完全为一超越而外在的精神。个人对之,除信仰外,完全没有自主的主动力量。这便容易埋没人的个性,在现实上促成权威的统治。所以近代的开始,乃开始于个性的自觉,个体的自觉。这即一般人所说的个人主义。不过,任何人,在事实上,都要生存于一有秩序之统一体中,没有真正单独的个人可以存在。因此,在文化上,个人主义未曾打倒宗教;而合理主义更演进为近代的理性主义,以把人连结于理性之统一体中。但欧洲的理性主义,在超越而外在的这一点上,大概与宗教同具性格。例如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三个契机,系神——国家——个人。神是目的,国家是材料,而个人则无形的成为神之手段,亦即历史目的之手段。所以黑格尔之历史哲学,被其反对者称为傀儡说。因为个人虽可以国家为材料而上通于神,因而个体也是神之一类现;但无形的,人是被认作次级的存在。既是次级的存在,便不能不成为高一级的手段。这落在现实上,便不能说没有成为极权的全体主义之可能。于是另一派人士,即所谓经验主义的人士,为了保存个人自由,遂不肯承认理性主义;以为一谈到理性主义,便会助长全体主义,这站在西方的立场看,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但问题是在于彻底的经验主义,彻底的个人主义,在观念中可以存在,在现实的人生生活中并不能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坚持这种观念上的东西,结果,只是由怀疑而虚无,而一无所肯定,无所成就,其反面总是助成了极权的全体主义之得势。其实,与全体主义的关联,只是纯外在的理性主义之过,而非理性主义之过。因为理性主义并非必然是纯外在的。儒家精神,是超越而内在的理性主义。在其内在的方面肯定了个体;在其超越的方面肯定了全体。全体表现于个体之中,无另一悬空的全体。每一个体涵融全体而圆满俱足,无所亏欠,所以个体之本身即是目的,而非以另一东西为目的。落在现实上,儒家的人伦观念,每一人虽都为对方尽义务,但这只是完成自己,而并非作对方之手段。所以义务之尺度是在自己,而不在对方。“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臣岂是君之手段,如今日世界大小极权主义者之所想象。“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佛家这两句话差可作儒家精神的比拟。但佛家只是悬空的说,他依然是要离开此岸以求彼岸,离开现世以求来世,这仍是将一与多,个与全,隔而为二。儒家则从人伦日用中之道德实践上立论,以圆满之个人成就全体,以合理之现在开辟未来。个体之对于全体,现在之对于未来,乃“当下即是”,绝无阻隔。此种个体与全体之统一,可以打开西方个体与全体对立而互相翻压之局。有人疑儒家精神,亦系东方之一种全体主义者,试引下面一段话以供大家玩味。

  赵师夏跋《延平答问》:“文公先生(按:即朱子)尝谓师夏曰:余之始学,亦务侗宏阔之论,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思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

  儒家思想,17世纪在德国颇有理解。尤以来布尼兹(Leibniz)、佛尔夫(Wolff),对孔子推崇备至。佛尔夫且以此而丧失其哈兹勒大学副总长之职。来布尼兹认西欧在理论的哲学知识方面占优势,而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占优势。其言颇中肯綮。19世纪后,西方对中国之研究日多,而对中国精神之了解反日退。盖西方既日益为自然主义唯物主义所压倒,故愈不易了解儒家。(按:此与西方殖民主义于19世纪向中国疯狂的进攻有直接关系。1979年4月18日补注)而中国能与西方相接触之名士,一面凭中国资料以换饭吃,一面以打倒儒家为名高。于是儒家精神,不能有贡献于西方文化正欲寻一转机之时,此固中国之耻,亦世界文化之不幸。


  若就中国本身而论,则应分作三方面来说。一是自由中国方面,一是共党统治方面,此二者主要牵连到当前的政治问题。最后是中国整个文化出路问题,这是我们提出此一问题的最后目的。


  就自由中国而论,……国民党在大陆上被共产党击败,我想,这不能以西方现代化的程度来作衡断的尺度。中共是从穷乡僻壤中转出来的;国民党干部的洋气,与共产党干部的土气,恰可作一鲜明的对照。国民党当年所凭藉的现代物质之力,更非共产党所能比拟。同时,共产党讲组织,讲主义,讲谋略,国民党并不是不讲组织,不讲主义,不讲谋略。然而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而一败涂地,这当然不是国民党较共产党更为现代化之过,而是国民党现代化的后面没有灵魂,因而在人的基本上和共产党比失败了。在大陆时,国民党可以有不少的好东西在口头文字上转。但每一个人实际所承担的都与口头文字上的相反。所以国民党员,在私的方面,在暗的方面,都有其聪明,都有其能力;而在公的方面,在明的方面,大家都是愚蠢无能。共产党员,虽所知有限,……但就他们能彻底担当其有限之知,冒险犯难以求实现这一点而论,在人的基本条件上战胜国民党了。这一点,当然不能仅责之国民党,而系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之整个大悲剧。今日自由中国处境之艰,从国民党以至一般社会,应该首先从做人的方面自力站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自觉,真正的转机。其他一切虚伪的铺排,依我看,都是心劳日拙。儒家千言万语,归结于要人堂堂正正的做个人。同一任务,由堂堂正正的一群人做,和由鬼鬼祟祟的一群人做,其结果会完全两样,这可说是自明之理。“言忠信,行笃敬。”“士不可以不弘毅。”“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乡愿,德以贼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像这一类的话,自由中国每一负有责任的人士,在黎明欲起之时,在掩灯上床之际,随意拿到自己身上体验一番,则将发现自己在标语口号中,做了多少“非人”之事,动了多少“非人”之念,将必有抚然自失,奋然兴起,……则由儒家精神在自由中国之新生,“岂曰小补之哉”。


  于是有的人说,做人的道理,中外都是一样,何必一定要拿儒家精神出来呢?其实,真正用心做人的人,必不会有此一问。做人的道理既是一样,则中国的道理,中国人较为熟悉,中国人谈中国的做人道理,这还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出?但目前的知识分子中之怀此一问者颇不乏人,故仍不厌稍作解释。大凡从一种知解变成行动,一定要由知解转为感情,以与其人之生活相结合,才能发动得出来的。人类最大的感情,是来自其本身历史的蓄积。我纵然不说儒家所提示的做人的道理,比西方的更深切笃至(实在是更深切笃至),但这是中国几千年来自己历史之蓄积,不知不觉的早浸透于每一人的生命之中。只要有一念之觉,便万分现成,万分亲切。由此起信励行,是最容易之路,也是最有普遍性之路。日本最近为了加强青年的教养,恢复汉文为必修科。日人何爱于汉文?汉文所代表的“布帛之言,菽粟之味”,日本何尝不可以“假名”仿造一番,像仿造西方机器一样?他们当然是能够的。但他们不能仿造出汉文在日人千余年的历史中所培养出的亲切感情。我们不妨留心看,凡对西方所说的做人道理而发生感情者,他决不会反对提出儒家精神。除非他完全不了解。而一口抹煞中国文化精神的,决不会接受西方正大的做人道理。一个人,对于其祖宗所引发的思慕虔敬之情,其本身即系一种道德之自然流露。人的自私狂妄(自私者未有不狂妄。狂妄必来自自私)而至于必以骂自己的祖宗为快意,则其内心实对人类所共有之一切,都存着敌意;特假借容易与其生活接触者,以作其敌意发泄之目标。所以这种人如谈西方文化,若非天生的奴性,即系假此以隐蔽其刻毒之私,与西方文化之本身,全系两事。


  其次,就中共统治来说,……,则中共假定能够觉悟,其所凭藉以站起来,一定是儒家精神,而不是西方文化。有许多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喜欢说“中国文化是个人主义,由这种个人主义,可以引生共党的变化”。假定所谓个人主义指的是理性的个人主义,我当可无异辞。若指的是西方功利的个人主义,则既与以仁为中核的中国文化全不相干,更不会对共产党发生作用。共产党之发生,就其与西方文化之关联而论,是资本主义的反动,是个人主义的反动。当西方文化,尚未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个人主义的矛盾之时,共产党不会跳进矛盾的旧圈子中去求解脱。何况中共假定觉悟,一定要包含两个因素。一是面对永无止境、永无结论的残暴的斗争,而发生人性中仁性之呼唤。一是面对苏俄无穷无尽的欺骗榨压,而发生人性中祖国的呼唤。在这两重呼唤之下,儒家精神,便在每个人心的深处苏醒起来,[……]。


  以上二端,太贴近政治的需要以立论,这是迫于当前形势之万不得已。其实,文化应对政治负责,但不仅对政治负责。因为政治仅人类生活之一部。把文化完全贴在政治上去讲,这是极权主义者之所为,凡有心人类前途者所当引以为深戒。而把中国的政治问题,简化为国民党共产党的两党的问题,这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深悲巨痛。所以除了上述二端外,还要为我们整个文化的前途作一展望。


  我们的基本困难,不仅在于我们文化中缺少了知性的一面,而更在于连儒家所成就的仁性之一面,也并未能保持。所以我才提出儒家精神的新生来,为现代的人“先立其大本”。但仅立其大本并不算完事,这里须要我们作一面新生、一面转进的双重努力,即仁智双成的努力。西方文化,因其成就了知性,并且保持了知性,所以西方文化今日的转进,是要“摄智归仁”,以仁来衡断智的成就,运用智的成就。中国今后的文化,是在一面恢复仁性,同时即“转仁成智”,使知性在道德主体涵煦之中,但不受道德局格的束缚。在人之大本之下,以成就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这种在人性之全的大觉悟下,作新生即转进的双重努力,不仅有此必要,而且是绝对可能的。仁性的文化,是“个个人心有仲尼”的文化,是“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的文化。只须有此一觉,只要有此一提撕,则仁性恰如春风之鼓舞万物,但并不占万物生育之位置。所以仁性在人性之全的自觉下,是会鼓舞知性之发展的。不然,便是麻木不仁。并且照儒家“必有事焉”,“并无精粗,并无本末”的基本观念,则今日应翻转过来,认定尽物之性,亦即尽己之性;知性的成就,亦即仁的成就;在科学中一技之专精,亦即个人之尽性至命。今日许多人之所以有一技之长,而不能尽性至命者,只是少此一觉,少此一提撕罢了(参照前引伊川答“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一段)。理学家发展到以“功过簿来勘验”自己意念的善恶,这或许可谓极尽体认之能事,但事实已完全闭锁于人性之一层,变为知性发展的障碍。少数人这样的工夫,固无所用其反对;但儒家精神之体现,并不须走这一条路。总之,在人类历史文化两大纲维提撕之下,自觉于人性之全,使仁性知性,互转互忘而互相成,这是儒家精神新生转进的大方向。于是中国的新生,不仅是儒家精神,而系人类文化之全体,以向“无限的多样性”之人性之全迈进,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实,为中国,为人类,开一新运会。而“贞下起元”,端在今日这智识分子,从其卑劣之谄附中,从其狭隘的闭锁中,能有一念之转。其所凭藉以作此一念之转者,仍当为儒家精神之启示。区区之意,所不能自已者,正在于此。昔王阳明尝谓:“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大夫言,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见先入也。”今日所与谈文化者,固亦皆中土之亡人。其亦可稍纾先入之见,步坦荡之途,以共无负此一段艰难岁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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