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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从中西历史看盛衰兴亡(二)
[ 作者:钱穆 | 来源:致中国人的演讲 | 点击数:3557 | 时间:2008/1/9 ]

 

从中西历史看盛衰兴亡(二)

钱 穆

 

   

  今且问中国文化命脉与其传统精神,究表现寄放在哪里?上面说过,西方文化是外倾的,中国文化是内倾的。外倾的便在物质形象上表现,内倾的又在何处表现呢?《易经》上有句话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即属于物质形象。形而下是说成形以后,客观具体看得见。我上面讲都市建筑,也可说其都属器。形而上是在成形以前,这叫做“道”。器可见,而任何器之形成,则必有一本源所在,那是道。开物成务属器,在开物成务之上,还有其不可见之道。因此《易经》上把开物成务都归属于圣人,圣人便是有道者。当知宫室衣冠一切文物都从道而来。但这是中国人观念。

  今且问:埃及金字塔其道何在?可知西方人所震惊重视者即在器,而中国人必从器求道。苟其无道,斯器不足贵。希腊人雕刻一人像,极尽曲线之美,那又是物质形象。中国人画一人,重其气韵,注意在其眸子,在其颊上三毫。这些处,都可见中西方人实在所重有不同。中国古代传下的礼乐器,乃至一切瓷器丝织品等,专从器方面讲,也都极精妙。但这里更应注意者,在中国一切物中所包含的关于人的意义的分数,却多过于物的意义的分数。因此,中国人又要说“技而进乎道”。这是中国的艺术精神,在中国艺术之背后,也必有一个道的存在。

  中国人并不想科学只是科学,艺术只是艺术,宗教只是宗教,可以各自独立。却要在科学、艺术、宗教之背后寻出一道来,此即艺术、科学、宗教之共同相通处。器有成坏,旧的不坏,新的不成。这一所房子不拆,不能在此再造一所新房子。房子里的旧陈设不拿走,新陈设就摆不进。一所房子造成,即已定了型,建造工程也从此终止,不能在这所房子上再造。所以西方人要讲革命,把旧的拆了造新的。中国历史上有汤武革命,但意义甚不同。中国人认为道有隐显,有消长。道显固然是存在,道隐还仍是存在。如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或“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消即隐了,但不就是毁灭。道无毁灭之理,可毁灭的即非道。中国人讲道,则表现在人身上,人群中。所以说“道不远人”,“道不离人”。中国人所讲道,主要是人道,即人之道。因此说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中国人所谓人,包括个人与人群,既非个人主义,亦非集体主义。道则存在于各人,存在于社会,存在于天下,存在于历史传统里。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可见道表现寄托在人。只要人存在,道就不会坠地而尽。

  孟子也说过:“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豪杰之士,不待文王犹兴。”乱世不会无好人,世界不理想,人仍可以有理想。世界乱,人自己还可治,至少是治在他的心。道消而隐,举世陷于衰乱,但道仍可以在人。人兴,即道兴之机缘。道兴,则历史时代可以复兴,而文王之世亦再见了。故说:“道不行,卷而藏之。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吾身。”道与善,在我心里,在我身上。因此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我上次讲,中国人所谓道即是文化,而是指文化中之有价值意义者。中国文化之内倾性,正在其把文化传统精神表现寄托在各个人之身与心,乃以各个人为中心出发点。由此推去,到人皆可以为尧舜,到各自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乃以天下与世界大同为道之极限。到此极限,道仍可有隐显消长,但道则仍在。故历史文化可以不断有再兴与复盛。

  刚才讲过,外倾文化总要拿我们的聪明智慧、技能才力、一切表现到外面具体物质上去。譬如今天美国人要送人上月球,可能十年八年真见此事。自然要整个文化配合,各方面条件够,才能送人上月球。这是今天西方文化一大表现。我并不想抹煞此种文化之力量与意义。但人上月球又怎样,能不能再上太阳去?一方面在这里上月球,一方面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永远对立,种种不合理的人生还存在。当前人类各项问题仍不得解决。

  西方人遇要解决问题,或表现其文化伟大,每好从远大艰难处、人所难能而己所独能处着意用力,如古埃及人造金字塔,英国人自夸其国旗无日落及最近美国人之要争先送人上月球皆是。中国人又不然,遇要解决问题及表现其文化伟力,只从日常亲切处、细微轻易处、人所共能处下手。我上讲提到君子无人而不自得,虽遇无道之世,个人仍可自求有得。其所得乃在道,行道有得,得于己之谓德。德在己,别人拿不去。因此纵在大乱世,个人修德亦可以避艰险、渡难关。国家大事也如此。如孟子告滕、告邹,如宋儒告其君,却只从正心诚意敬天修德处求。

  中国人又说:“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原子弹氢气弹可屈服强敌,夷灭人之国家。今天美苏互怕,都只怕在此。但每人有其内心决定,有每一人之德操与人格修养,虽不表现在外,看不见,却为外力所无奈何。中国人又说:“德不孤,必有邻。”这一细微看不见处,却可影响别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君子有德,慢慢地可以影响后世千万人,使次第尽变为君子。但小人则无法影响到君子,君子则必不为小人所影响。因此一人之德可以变成一时代的气运,气运转而时代就复兴了。


  

  《中庸》上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最容易见的又在隐处,就在人之心。力量最显著的,反在轻微处,就在人的一言一行。《中庸》上又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国人看天,好从此无声无臭处看,听不见,闻不到,然而它的力量最大,可以运转主宰一切。待具体摆出来那就小了,形而下的则总有限。因此中国人的文化观,其基本只在道。道存,国家存,民族存,文化就传下。道灭,那就完了。

  所以顾亭林有“亡国”、“亡天下”之辨。如西周镐京毁灭了,秦之咸阳、西汉长安、东汉洛阳毁灭了,改朝易代,此之谓亡国。如何是亡天下?中国人不成为中国人,尽变成夷狄了,即是说中国人所看重的人道亡了,这叫做亡天下。明亡了,中国人的政权被满人夺去,一时大贤儒顾亭林、黄梨洲,都回头注意到中国文化传统上面去。他们不是不想对国家负责任,但这责任负不起。国家体制摆在外面,大乱局面已成,一时挽回不过来。但还有隐藏在后面的文化大传统。道之兴亡,则寄放在每一人身上,因此每一人各有一份责任。因此其文化传统与道,究也不易亡。因每一人都可为转移气运扭转时代的中心。而且这一事又是最自由,最坚强,因谁也夺不了你的志与德。此番话,说给西方人听,会说你有点神秘性。这不错,这是中国人内倾文化的说法呀!

  所以我说,中国文化是个人中心的文化,是道德中心的文化。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看重物质表现,但一切物质表现都得推本归趋于道德。此所谓人本位,以个人为中心,以天下即世界人群为极量。《中庸》上又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我在幼年时,即听人批评此说要不得。由今想来,《中庸》此语还是有道理。埃及的金字塔,人亡了塔还在。一部罗马法,罗马亡了法还在。中国人则更看重人,光有物质建造,光有制度法律也无用。所以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转移世运,责任仍在人身上。

  中国人爱讲天运循环,又说“物极必反”。物则必有极,极是尽头处,物到尽头,自然向前无路了。人之道则没有极,人生有极是死,后浪推前浪,时代继续向前,人物随时转换,那是从生物界、自然界来看是如此。从人之修心养德处讲,人到达为完人,不是做了完人就必然得要反。而且我在上讲又提过,人要做一完人,当下现前即可做,所谓:“我欲仁,斯仁至。”但也不是一为完人便到了尽头了,他还须时时不断地修与养。做人如此,世运亦然。世运转了,不是尽可恃,还有盛衰兴亡接踵而来。但不能说道极必反。因道在人为,非必反,亦非必不反。由此讲下去,恐引申过远,暂不深讲吧!

  现在再讲世运与人物。世运转移也可分两方面来讲。一是自然的物极必反,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久乱则人心思治,那是气运自然在转了。但人物盛衰有时与气运转移未必紧密相依,成为平行线。有的是新朝开始,像是气运已转,然而人物未盛。如秦代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新气运,但秦始皇、李斯这些人物并不够条件。汉高祖平民革命,又是一番新气运,但汉初人物条件还是不够。待过七十年,到汉武帝时,然后人物大盛。也有些朝代气运已衰,如东汉末年,而人物未衰,还是有存在。所以到三国时,还有很多像样人物。从历史看,新朝崛起,不一定就是太平治世。而旧朝垂亡,却已有许多人物预备在那里。如唐初新人物,早在北朝末及隋代孕育。又如元代是中国史上一段黑暗时代,然而元朝末年孕育人才不少,明太祖一起便得用。明初人物之多,较之唐初无逊色,两汉宋代均不能比。明亡了,人物未衰,清人入关,那辈人物间接直接,都影响了清初的政治。最近如中华民国开国,这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大新气运的转变,然而那时人物准备似乎还没有齐全,实因清之末季,人物早就凋零了。到今已经过了五十二年。但西汉开国经过七十年,北宋经过一百年,才始人物蔚起。何况这五十二年中,又是内乱外患频繁,无怪我们这一时代要感觉到人物异常缺乏。但气运可以陶铸人才,新气运来了,自然有新人物产生。而人物也可扭转气运,纵在大乱世,只要有人物,自可转移气运,开创出新时代。

  西方人看法和我们不同,他们注重物质条件,他们总说我们是落后。这几年来中国台湾,说我们进步了。究竟进步在哪里?其实也只从物质条件上衡量。进一步问言论自由吗?法律平等吗?政治民主吗?仍是从外皮形迹看。他们没有深一层像中国人来看所谓道。西方道在上帝,在天国。权力财富则在地,在恺撒。西方人把人生分作此两部分。现实人生则只是现实的,理想人生不在现世,在天国。希腊、罗马、希伯来是现代西方文化三源,又加进新科学,遂成为现代的西方。但这几方面,始终不能调和融合。在孔子时,若论富强,自然鲁不如齐,齐不如晋。但孔子的评论,则鲁在齐前,齐在晋上。此后晋分为三,田氏篡齐,鲁最孱弱,但安和反较久。唐初亦有一故事,西域高昌王曾派人入贡,见隋炀帝当时物阜民丰,他觉中国了不起,奉事甚恭。隋亡唐兴,高昌王听说中国换了朝代,再来朝,那时正经大破坏,不能和隋相比,高昌从此不再来中国。没几年,唐朝派兵把高昌国王捉到,高昌国也就亡了。那位高昌王也正是从物质形象表现在具体上的证据,来看一个国家,他可谓是不知“道”,从而也不能好好保住他的国。


  

  中国文化最可宝贵的,在其知重道。今再问道由何来?当然中国人一样信有天。这是人本位的,人文的,但道之大原出于天。中国人虽看重人文,但求人文与自然合一,此是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理想。不过道总表现在人身,所以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我又听近代人常说黄金时代,其实时代不能把黄金来代表作衡量。又常说:中国唐虞三代是我们理想中的黄金时代。其实中国人理想中,应该没有黄金时代这观念。中国人只说:“大道之行。”孙中山先生也把此四字来想象新中国之将来。这一传统观念,我深切希望大家莫忽略过。只此一端,便可使中国永存天地间。中国不亡,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永不至中断。

  “中国不亡”这句话,在今天讲来,已是铁案不可移。这又要讲到我小孩子时的事。我为读着梁任公中国不亡这句话,才注意研究中国历史,要为这句话求出其肯定的答案。在我小孩时,人都说中国要亡。康有为就是这样讲:“波兰印度就是中国一面镜子,中国是快被瓜分了。”到今天,我想不仅我们中国人,甚至连全世界人,都不会想象到中国会亡,这句话已经不存在。但要中国复兴、再盛,却不可专靠时代和气运。辛亥革命犹可以赖着气运。而中国之真正复兴,到底还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上,还在我们各自的人身上,在我们各人内心的自觉自信,在我们各自的立志上。我上讲:每个人不论环境条件,都可做一理想的完人,由此进一步,才是中国复兴再盛的时期来临了。

  道有隐显,有消长。道之行,亦有大小广狭。但道则仍是道,不能说道之本身在进步。我们岂能说孔子不如孟子,孟子不如朱子、阳明,朱子、阳明不如现代的外国人。中国人看法,物质经济可以有进步,人之生活可以有进步,道则自始至终无所谓进步。德亦然,它可不论外在条件而完成。所谓“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不能说西海圣人定超过了东海的圣人。因此照中国文化传统讲,量的方面可以扩大到世界全人类,到世界大同而天下平。质的方面则还是这一道。道无所谓进步,因亦无所谓极限。不如形而下之器与物是有极限的。而且道,父不可以传子。孔子不能传付与伯鱼,仍要伯鱼自修自成。所以世界随时要人来创造,永远要人来创造。今天盛,明天可以衰。今天衰,明天仍可以盛。这是中国人看法,其责任则在我们每人各自的身上。这是我们想望中国再兴复盛一最要的契机。

  我这两次讲演,可以推广来专讲中西艺术比较、中西文学比较、中西物质建设的比较、中西人生哲学的比较、整个中西文化的比较。而我此两讲,虽笼统也还亲切,并不敢凭空发理论申意见,也决没有看轻近代的西方。我只想指出一点中西不同处。我们固然应该接受西方的,但也希望西方人能了解东方的。如此下去,或许有一天,诚有如中国人所谓大同太平时代之来临。可惜我所讲粗略,请各位指教吧!

  (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台北演讲,收入《中国文化丛谈》)

 

(《致中国人的演讲》第八讲(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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