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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从中西历史看盛衰兴亡(一)
[ 作者:钱穆 | 来源:致中国人的演讲 | 点击数:3339 | 时间:2007/12/27 ]

 

从中西历史看盛衰兴亡(一)

 

钱 穆

 


  中国人的文化观,其基本只在道。道存,国家存,民族存,文化就传下。道灭,那就完了。中国人更看重人,光有物质建设,光有制度法律也无用。所以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转移世运,责任仍在人身上。


  

  今晚的讲题是由上次讲后张先生提出,要我讲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盛衰兴亡。我今略事扩大,改为“从中西历史看盛衰兴亡”。大义承续前讲,只是所从言之角度不同而已。

  我改从中西双方历史来讲的原因,因我幼时有一事常记心头,到今已快六十年。那时我在小学爱看小说,一日,正看《三国演义》,一位先生见了,对我说:“这书不用看,一开头就错,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许多话根本错误,在我们中国不合理的历史演进下,才有这现象。像近代西方英法诸国,治了就不会乱,合了就不会分。”当时那位先生这番话深印我心头,到今不忘。那时我还不满十岁,但今天由我看到西方国家像英法也走上衰运。不仅如此,我们读西方历史,常见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往往衰了即不再盛,亡了就不再兴。像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都是显例。所以西方人讲历史,没有像我们中国人所想的“天运循环”观念。要说一治一乱,亡了再兴,衰了复盛,西方人似乎没有这信念。但中国历史明明如此,亡了会再兴,衰了会复盛。其间究是什么一番道理,值得我们研究。下面所讲,或许只是我一时幻想。但也不妨提出,供大家讨论。

  我上次讲东方文化是内倾的,西方文化是外倾的。西方文化精神总倾向于求在外表现,这种表现主要在物质形象上。这可说是文化精神之物质形象化。其长处在具体、凝定、屹立长在,有一种强固性,也有一种感染性。一具体形象矗立在前,使人见了,不由得不受它感染,因此这一种文化力量相当大。但亦有缺点,既成一形象,又表现在物质上,成型便不容易再改。换言之,不是继续存在,即是趋向毁灭。而且物质形象固由人创造,但创造出来以后,却明明摆在人外边,它是独立自存了,它虽由人创造,但却没有给人一种亲切感。它和人,显成为两体的存在,而且近乎是敌体的存在了。而且物质形象化有其极限,发展到某一高度,使人无可再致力,它对我们乃发生一种顽强的意态,使人发生一种被压迫、被说服的感觉,而那种感觉又是不亲切的。因此,物质形象之产出,固是由于人的内心生机与灵性展现,但到后来,它可以压迫人,使人灵性窒塞、生机停滞。因此文化之物质形象化,到达一限度,衰象便随之而起,而且也不容易再盛。

  埃及的金字塔,便是文化物质形象化之一个具体好例。今天我们去埃及,面对此巨型体制,无不感其伟大。从其伟大可以引生出我们对自身之渺小感。纵使今天人类科学远迈前古,但面对此成型巨制,也感到无可措力、无可改进。金字塔本也是由小而大,逐步进展的。但最后到达一限度,它定了型,好像超然独立于人类智慧与力量之外,而自存自在。埃及古文化衰了、亡了,但此金字塔则屹然常在,脱离了它所由生的文化而独立了。

  又如欧洲中古时期的许多教堂,宏丽瑰伟,鬼斧神工,也都到达了定型化,无法再进了。可见任何物质形象之伟大,必有一限度,一方面是人类文化进展而始能到达此限度,人类当时的文化精神就表现在此伟大上。但当时人类文化之无可再进,也表现在此限度上。所以物质形象化到达一限度,即回头来压迫人,要人自认渺小,自承无能,而人的灵性也因此窒塞,生机也因此停滞了。在耶教初期,以至在罗马地下活动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耶教有其不可估量的生命力。但到中古时期,各地的伟大教堂兴起,不论教徒非教徒,只要一番瞻仰,敬心油然而生。而耶教的新生命新精神,也不能不说在向着下坡路而逐渐萎缩了。

  今天跑进欧美各地的大博物馆,收藏的尽是些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乃至中古时期的各项遗物。要瞻仰研究他们的古代文化,多半要凭借这些遗物。这说明了他们的文化,正表现寄存在这些遗物上。若舍弃了那些遗物来直接观察今天的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试问他们的文化在哪里?所以说他们的文化偏向于物质形象化,精神外倾,衰了不复盛,亡了不再兴。


  

  且离开西方的古代和中古,来看他们几个现代国家吧。我认为现代西方文化,仍然不脱其外倾性,而走了物质形象化之老传统。姑举他们几个大国的首都来讲。这些首都建设,正也是他们文化精神外倾及其走向物质形象化的一种具体例证。如去英国伦敦,总要瞻仰西敏寺、白金汉王宫和国会。三建筑近在一区,就其历史演变言,实从一个而演化成三个。中古时期的宗教神权,下及近代国家的专制王权,再进到现代的立宪民权,不到一千年来英国全部历史上三个阶段的演进,都保留在那里。他们的历史文化精神,正可一瞻仰伦敦这一区的三大建筑而具体获得一影像。而由一个展演出三个,又是三个共存在一块。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英国的国民性是最现实的,又是最保守的,所以又最长于适应与调和。因重现实,过去一切现实都舍不得丢。要保守,而当前现实又要适应调和。他们的现实主义,由一面保守、一面适应调和来完成。因此产出他们一种无理想而灰色的所谓“经验主义”。但这一种灰色经过历史的长期累积,终于不得不变质,由淡灰色变成了深灰色,再变便慢慢地成为黑色,暗淡无光了。历史积累,遂成为英国人之一种负担与束缚。英国人凭借他们那一套重现实、重保守、重适应调和和经验哲学而创出他们一段光辉的历史,但历史要再向前而保守有限度。从西敏寺到白金汉宫、到国会,极相异的全保留,而且像是调和成为一体了。全部的历史、文化精神都从物质形象化中,具体客观地放在那里。不论是英国人非英国人,来此一瞻仰,无不肃然起敬,觉得它了不得。困难的,是物质形象已定了型,极难追随此下新历史之无穷演变而前进。若要划地改造,则是另一回事。所以物质形象化,终于要使人精神被它困惑住,新生命不易再发展。

  再看法国巴黎,从凡尔赛宫过渡到拿破仑的凯旋门,成为巴黎市容的中心。广大的马路,会合向此凯旋门而八面开展,体制定了,便苦于无法变。由拿破仑凯旋门推扩到拿破仑墓,不论法国人非法国人,一到巴黎就会联想到拿破仑。巴黎市的建筑就表现出法国的国民性,主要乃是一种个人崇拜的英雄主义。由拿破仑而造成巴黎市,法国历史的光荣,在巴黎市容上表现。到今天,拿破仑阴魂不散,还控制着法国。如戴高乐,何尝不是受着拿破仑影响而想恢复法国已往历史的光荣呢?但这也是一种文化外倾物质形象化到达了某阶段,而回头来压迫说服人,使人限制在此一形象上,不能再有新生机、新开展。除非革命,把巴黎市容整个破坏,重新做起。然而此破坏,亦为人不易忍受。英国人讲保守,法国人讲革命,都有他们一段光辉历史,都物质形象化。在他们的首都建设上,正可使我们来推测他们国运之将来。“个人英雄主义”、“经验保守主义”,皆不适于新历史之不断向前。因此,在今天而谈英法两国之前途展望,皆不免于暗淡,不使人兴奋。

  再看意大利,它是一新兴国家,立国远在英法之后。然而一到罗马首先看到许多古代罗马的遗迹,其次便是梵蒂冈教皇宫廷,以及代表文艺复兴一段最光辉历史的最伟大的教堂建筑。这些在意大利人精神上心灵上,是会有一种压迫感的。伦敦巴黎,是英法人的自身表现,罗马则是一种先在表现,这些先在表现压迫它,便不易再起来一个新兴的罗马。像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梦想要把古代罗马的阴魂来放进这个新兴国家里,昙花一现,当然要失败。所以意大利的新生机不易成长。只看文艺复兴那一时期的表现,意大利人的聪明智慧,断不比英法人差,正因为在其境内的物质形象化已到达了某阶段,遂使这一块疆土内生机衰落,停滞不前了。

  英、法、意以外,要讲到德国。德国同是一个新兴国家。但意大利有历史担负,远古西方文化之物质形象,重重地累积压迫在它身上了。德国比较是平地拔起,柏林是一新兴城市,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毁灭。在德国的物质形象化方面,似乎还没发展出一定型来,因此它的向前的生命力,似乎也比较旺盛。

  现再综述上面所讲,我认为西方文化总会在外面客观化,在外在的物质上表现出它的精神来。因此一定会具体形象化,看得见、摸得着,既具体、又固定,有目共睹,不由不承认它的伟大有力量。这一种文化,固然值得欣赏,但它会外在于人而独立。我们游历到埃及,埃及古国早已灭亡,但金字塔依然屹立。欧洲中古时期各地的大教堂也如此,似乎在此以前的耶教精神都由它接受过去,而作为唯一真实的代表似的。此后的耶教心灵,却不免为此等伟大而宏丽的教堂建筑所拘束、所范围。换言之,从前耶教精神多表现在人物及其信仰上,此下耶教精神则物质形象化了,人物和信仰,不能超过那些庄严伟大的物质建设。英法各有一段光荣历史,亦都表现在伦敦巴黎两都之物质形象里去了。游伦敦如读英国史,游巴黎如读法国史,至少其历史上之精彩部分揭然提示在眼前。然而文化精神表现在物质上,定型了,便不能追随历史而前进。起先是心灵创出了物质形象,继之是物质形象窒塞了心灵生机。前代之物质造形,已臻于外在独立之阶段,与后起之新生机有冲突性,旧定型吞灭了新生机,而此国家民族,乃终于要走上衰运,而且一衰就不易复盛。

  再论国家体制,它们也多定了型,所以近代欧洲极难有统一之望。我们由此推想古代希腊各城邦,始终不能统一,而卒为马其顿所并。希腊灿烂文化,亦终告熄灭。此非偶然。若要在定型后更求发展,则如古代罗马及近代欧洲,走上帝国主义而向外征服,这是唯一可能的路线。但帝国主义违背历史进程,到后仍只有以悲剧收场。故国家定了型,也是除非革命,重新改造,否则摆脱不了以前的旧传统。


  

  现在代表西方文化的应轮到美国。美国又是一个新兴国,其年代比较浅。从历史来看美国,应可分四阶段。我们也不必定读美国史,只到美国各地游历一看,也可明白一大概。因美国不脱西方文化范围,一切也是外在形象化的。如到康桥,到新港,哈佛、耶鲁几个大学所在地,尚可约略想象英国人最先移民来此,他们的社会村落人情生态一个简单轮廓来。其次看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区计划模仿巴黎,可是和巴黎不同。巴黎充满着个人英雄崇拜,帝国主义的色彩。华盛顿的市区形象,显然是平民化,是民主的。市区中心是国会,向四面展开,而总统的白宫则并不占重要地位。当时美国建国那种素朴的民主作风,一游华盛顿,还可想象到。接着是美国的西部发展,这犹如中国有南向发展一样,造成中美两国泱泱大国之风者在此。此下,就发展出一个极端繁荣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纽约市作为其代表。纽约市容,亦可谓是近代西方文化到达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阶段,这是人类一奇迹,乃是现代西方文化物质形象化之一奇迹。这当然是近代科学工商文明之一项得意杰作。

  华盛顿市代表旧美国素朴的、涵带农村意味的平等民主精神;纽约市代表新美国豪华的、高生活的、沉浸于物质享受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这两个中心到今天,不见有大冲突,这诚然是美国国运之深厚处。但光看它政治、经济,不看哈佛、耶鲁这许多学校,及其各地乡村和教堂的情形,单看它东部十三州,不看它西部发展,等于在中国只看黄河流域,不到长江流域去,同样不易了解美国。因此到今为止,我们还难看出美国的将来。可是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实际上大部分由英国移民。虽然两国国民性有不同,但美国几百年来的历史演变,由移民到独立,而西部发展,而到现今高度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基督教与民主政治与自由资本之三位一体,而结成为一新美国。他们能兼容并包在一体之下,而亦仍然是物质形象化了,这一点还是保有很多英国色彩。换言之,美国社会也是一个无理想的、现实经验主义的。到今天,只有近二百多年历史。再往下,历史积累慢慢加厚,将仍不免由浅灰色变深灰色。他们亦已在全盛中潜伏衰象。我们很难想象,如纽约仍然继长增高,更有何种新花样出现。不仅如此,即现状也有不可长久维持之可能。今天纽约的飞机场,任何一架飞机不能按照定时起落,天空的没有降,地上的不能升。任何一辆车不能定时进出,进出的车子排长龙蜿蜒着,亦壮观,亦麻烦。车子进了市,要找一停车处又极难。本由最科学的发展出的纽约,现在却变成了最不科学的。最不能遵守时间的是纽约,交通最困难的是纽约。若我们超然于纽约市之外,纽约实在大值欣赏。但进入其内,容身纽约市中,则纽约市实已是外在独立于人生活之外,而回头来束缚压迫人。总而言之,纽约市之出现,亦证明了我所说外倾文化之一切外在客观化,物质形象化,而已到达了一限度,没法再进展。

  再看全美的公路网,亦是伟大壮观。有些是八道平行,四往四来,又是上下架叠,终日夜车辆飞驰,但全国也好像被许多绳索紧紧捆扎了。任何人有一辆车,最少一家有一辆,车可以直达各家家门,但你在家想买一包香烟,也得驾车去。一出大门就是公路,最小的也可两方车子对开。道路交通之发达,剥夺了人在路上之散步自由,周末和星期天有着半天一天闲,除非关门在家困坐,否则开车出门奔驰。若星期五星期一有假期,连得三天闲,那就举国若狂,披阅明天报纸,准见因车祸死亡的统计数字。平地上的公路网,亦如大都市中的摩天大厦,同可外面欣赏,跑进去,便见困缚压迫。

  在美国,黑人是一大问题,个性伸展与群体紧缩相冲突。如大都市之集中,如公路网之捆缚,都会使个人自由窒息,也是一大问题。现状的美国,显然有种种隐忧,而其一往直前,走向定型化。愈定型,将使各种隐忧愈曝著,愈难得圆通的解决。

  以上讲西方文化都带有一种外倾性,物质形象化之逐步进展,一定会到达一限度,前面便苦无路,人的精神到时就衰下,一衰下就没有办法。这些都从最简单处来讲,既不是讲哲学,也不是讲历史,只是些亲眼目睹的情形,也说不上是我创见。西方学者从经济发展来讨论文化盛衰的,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也认为大都市集中到某一限度,就转向衰运。古代的罗马,近代的美国纽约,就有其相似处。

  进一步乃有马克思的唯物哲学与其历史必然论。马克思同是西方人,他对西方历史进展不能谓无所见,固然西方全部历史不能如马克思那样简单武断,但其有所见处,也不该全抹杀。至于我们中国人说历史,如“天运循环”,“寒暑往来”,这一理论在西方是不易接受的。但即拿人的生命来讲,生命走入物质中,从生物学讲,每一种生物发展,都有一最高限度,到人类形体,几乎是再难演进了。人又是不能不死,起初是生命依赖物质而表现,生机在物质中。但物质限制着生机,物质变化,生机坏了,生命亦跟着坏。在生物学上,任何生命不得不依赖物质。有物质,就有死亡,生命只有转向新物质体中去求再生。这是一个很粗浅的譬喻。但在这譬喻中,实可把中西文化历史联挽在一起来作说明。下面我将转说到东方。


  

  讲到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没有一定型,至少是不倾向某一定型而发展。亦可说,它没有一个客观外在具体而固定的物质形象,可作为其历史文化的象征。因此,中国文化转像是新陈代谢生机活泼。

  姑举历代首都为例,远从商朝有沫邑,这一代首都也有几百年历史,并相当富庶与繁荣。接着是西周镐京,也是几百年。秦代咸阳,体制更大。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南朝金陵,北朝新洛阳,隋唐两朝的两京,北宋的汴京,南宋临安,辽金元明清的燕京与北京,各时代、各首都的物质建设都极伟大壮丽。读《洛阳伽蓝记》、《长安巷坊志》等书,可见一斑。西方学人对此等甚感兴趣,只要有物质具体证据,如殷墟地下发掘,如最近长安古城遗迹发掘,以及其他古器物,都认为是那时文化水准的无上证明。但在我们,历代首都,一个接一个地毁灭,在今天去游洛阳长安,真有铜驼荆棘,黍离麦秀之感。俯仰之间,高天厚地,一片苍凉,文物建设荡焉无存。但国脉不伤,整个文化传统,依然存在。雅典毁灭了便没有希腊,罗马城毁灭了便没有罗马。今天的伦敦巴黎不存在了,英法又如何?这就很难想象。这是中西双方历史文化一相异点,值得我们注意。

  再讲整个的国家体制,在中国亦可谓未有一定型。从远古起,夏、商、周三代一路下来,大体言之,永是一个中国。实际上中国疆域是慢慢地扩大,而始有今天的。西方又不然,英国就是一英国,法国就是一法国,定了型,再向外,便成为帝国主义。到今天,在欧洲有罗马、有巴黎、有伦敦、有柏林,有英、法、德、意诸国,国家虽小,历史虽短,都成了型。即他们讲学问,分门别类,有组织、有系统,也定了型。不仅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科学也如此。在中国,一门学问划分得太清楚,太定型了,反而看不起。这好像中国人头脑不科学,然而这里面长短得失很难言。这一层,暂不讲。要之,拿今天的西方各国来回想从前希腊各城邦,我们可以说,希腊即是今天西欧的缩影,今天西欧之不易统一是可以想象的。但在中国,从春秋到战国,以至秦代统一,其间楚国、燕国各历八百年。齐国只统治者换了姓,实也有八百年。韩、赵、魏、三晋,都有三百年。宋、卫诸邦,都有八百年。当时历史最短的国家如美国,长的如英国、法国。何以秦始皇能一举而把天下统一了,而且此后就不再分裂?若把西方历史作比,这就很难讲。我只说:中国国家发展无定型,疆土可大可小,可分可合,立国的主要精神不在此。一个国家当然有一首都,其首都当然有其物质建设。然而此非立国精神所在,破坏了也并不伤害国家的命脉,历史文化生命可以依然还在。从我们的历史看,这是很清楚的。但西方显然不同。以上只讲历史现象,双方不同处已显见。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并非没有物质建造,物质建造则必然形象化,但与中国文化大统没有甚深之勾连。即是说中国文化命脉,不表现在这些上,也不依托在这些上。其存其毁,与中国文化大统无甚深之影响。即如今天的北平,故宫三大殿、天坛、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建筑都还存在,西方人每好凭此来欣赏中国文化。但中国人心中则另有一套想法。孙中山先生建都南京,中国人都想新中国复兴了。在极平常的心理反映上,可知必有一番道理,可资阐说。


(《致中国人的演讲》第八讲(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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