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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人生之理想(二)中庸之道、道教
[ 作者:林语堂 | 来源:致中国人的演讲 | 点击数:3596 | 时间:2007/11/27 ]

 

人生之理想(二)


林语堂

 

  三、中庸之道

  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义之一部分或一分段。就是这种情理精神产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关于情理精神前面曾经论及,它是与逻辑或论理相对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为直觉的,故实际上等于英文中的“常识”,从这种精神的显示,即任何信条,凡欲提供于中国人的面前,倘只在逻辑上合格,还是不够的,它必须“符合于人类的天性”,这是极为重要的概念。

  中国经典学派的目的,在培育讲情理的人,这是教育的范型。一个读书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为讲情理的人。他的特征常为他的常识之丰富,他的爱好谦逊与节约,并厌恶抽象学理与极端逻辑的理论。常识为普通人民人人所有的,而哲学家反有丧失此等常识的危险,因而易致沉溺于过度学理之患。一个讲情理的人或读书人要避免一切过度的学理与行为,举一个例子:历史家福劳?Froude)说:“亨利八世之与加塞琳离婚,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克莱顿主教宣称:“这件事故完全出于兽欲。”若令以常情的态度来评判,则认为两种原因各居其半,这种的见解其实是较为切近于真情。在西方,某种科学家常沉迷于遗传的理想,另一种则着魔于环境的意识,而每个人都固执地以其鸿博的学问与兴奋的戆性竭力证明自己所持之学理为正确。东方人则可以不费十分心力,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是以中国式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

  ********自足的态度,有时可以挑怒一个讲逻辑的人,要问一问到底是怎样?讲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讲逻辑的人则丧失了平衡。倘有人谓中国绘画家可以像毕加索(Picasso)采取完全逻辑的观察,把一切绘画的对象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体,圆锥、平面、角、线条来构图,而把逻辑的学理运入绘画,这样的理想在中国显然是不会实现的。吾们有一种先天的脾气,不信任一切辩论,若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学理,若是太逻辑的。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罗素曾经很正确地指出:“在艺术上,中国人竭力求精细,在生活上,中国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结果,乃为思想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此种态度之天然趋势,为产生“中庸之道”。它的意思实在相同于希腊的“不欲过分”的思想,中文意思适相同于modertion的字为“中和”,它的意义是“不过分而和谐”;相同于restraint的字为“节”字,意义是“克制至适宜之程度”。《书经》为中国记载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内载当尧禅位之时,劝告其继承者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子赞美汤说:“汤执中,立贤无方。”《中庸》上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他的意义是谓他必须听取相反的两端议论,而给双方同样打一个对折的折扣。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位置,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有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它冲淡了所有学理的浓度,毁灭了有宗教的意识。假定有一次一个儒教的老学究与一个佛教法师开一次辩论,这位大法师大概很能谈谈,他能够引出许多材料以证明世上物质的虚无与人生之徒然,这时候,老学究大概将简单地用他的实情而非逻辑的态度说:“倘令人人脱离家庭而遁迹空门,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与人民,将变成怎样情形呢?”此非逻辑而极切人情的态度,其本身具有一种紧张的力。这个人生的标准不独反对佛教,抑亦反对一切宗教,一切学理。吾人势不复能致力于逻辑。实际,所有学理之得以成为学理,乃一种思想,发育自创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经学学理之内容实即为弗洛伊德(Freud)之化身;而佛教学说之内容,乃佛陀之化身。所有一切学理,不问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学说,都好像基于过度夸张的幻觉。人类的苦难,结婚以后生活之烦恼,满身痛楚的叫化子,病人的呻吟,此等景象与感觉,在吾们普通人可谓随感随忘;可是对于佛陀,则给予其敏感的神经以有力之刺激,使他浮现涅槃的幻景。孔子学说适与此相反,乃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善于敏感,否则整个世界将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与知识各方面随处都表显出来:逻辑上,人都不应该结婚,实际上,人人要结婚,所以孔子学说劝人结婚;逻辑上,一切人等都属平等,而实际则不然,故孔子学说教人以尊长;逻辑上男女并无分别,而实际上却地位不同,故孔子学说教人以男女有别。墨子教人以“兼爱”,杨朱教人以“为我”,孟子则两加排斥,却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以爱物。孟子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则劝人取中和之道,这三种不同之方式,诚为极动人之比较。

  专把性欲问题来谈。性道德上有两种相反的意思:一种极端由佛教及喀尔文(Calvin)主义来代表,这一派认为性是罪恶之极点,故禁欲主义为其天然之结论。另一极端为自然主义,这一派推崇传殖力,现代有许多摩登男女是秘密的信徒。这两派意见的矛盾,惹起现代摩登青年所谓精神的不安。像哈佛洛克·厄力斯(Havelock Ellis),他在性的问题上曾努力寻求纯洁而健全的见解以适应正常人类的情欲,他的见解显然转向希腊民族的意识方面,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意见。至于孔子学说所给予“性”之地位,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不但如是,且为人种与家庭永续的重大关键。其实对于“性”有最明晰之见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这是一本绝对孔教主义的小说。内容特着重于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书中主角,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说合那些光杆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劝他们好好替祖宗延续胤嗣。此书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专事描写浪子淫妇,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贞洁而合礼的人物,结成模范夫妻。这本小说之所以被视为****,其唯一原因为作者把书中男女,有意处之尴尬之环境。但是他的最大成果,确为婚姻与家庭问题之可信的辩论,并发扬了母性精神。这一个对于“性”的见解为孔教学说关于情欲之唯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对于人类七情之意见,盖反覆申述“中和”以为教焉。

  今以东方人所称为“过分”的西方学理而取此态度,就觉颇有难色,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人忘却了国家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某些国家,视人民为某阶级之一员,或国家机构的一分子,此等见解衡之以孔子学说对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释,不立即丧失其动人之魔力吗?反对乎诸如此类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张其生存之权利而寻求幸福。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中国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权,那须得舌疲唇焦去劝服一般仁人君子,谓国家之强力,远较个人之幸福为重要。

  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观法,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权,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纪中,吾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商鞅即为实验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诸侯,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其结果,把他的头颅偿付了政治效力的代价。秦本为僻处甘肃边陲的次等邦国,历史上怀疑其混合有野蛮的部落,赖商鞅之努力擘划,建立了勇武的军队,征服了全部中国。然其统治权曾不能维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稷卒悲愁地倾覆。此无他,盖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国之同样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国人民全体之故耳。秦代之建筑万里长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绩,然亦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断送了秦始皇的帝统。

  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统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中国人称为“经”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中国人称为“权”者来弥补。所谓“权以经济之穷”。与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国宁愿赞成贤人的政府,贤人政府是比较的近人情,比较的有伸缩性。这是一个大胆的思想,——天生有如此众多的贤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统治一个国家!至谓德莫克拉西能从点算普通人民意见混杂的投票中获得真理,亦属同样大胆的论断。两种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点,但以人为标准的制度总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和爱好自由,是较合脾胃的。

  这个癖性,缺乏纪律,成为吾国一切社会团体的特性,一切政治机关,大学校,俱乐部,铁路,轮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国人统制的邮政局与海关——都有这样的特性。其结果则为引用私人,嬖宠弄权,随时随地如法炮制有不学而能者。只有一颗不近人情的心,铁面无私的性格,始能撇开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维护严格之纪律,而这种铁面在中国殊不受大众欢迎,因为铁面都是不纯良的孔教徒。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

  是以中国之错误,无宁说是太讲人情。因为讲人情其意义相同于替人类天性留余地。在英国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你读过萧伯纳著的《卖花女》吗?那剧本中那位卖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尔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张五镑钞票的竹杠时,他的理由是:“……这样合理吗?……这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杜律得尔更进一步的表征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只索取五镑,而拒绝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给的十镑。因为金钱太多了会使他不快活,而真实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金钱只消仅够快活,仅够喝一杯酒。换言之,杜律得尔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样求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因为时常与情理相接触,中国人的心上,发育了一种互让的精神,盖为中庸之道的天然结果。倘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儿子送进剑桥大学呢?还是送进牛津大学?他可以最后决定把他送进伯明汉(Birmingham)。这样,那儿子从伦敦出发而到达了白莱却莱,既不转而东向剑桥,又不转而西向牛津,却是笔直地北指而往伯明汉。他恰恰实行了中庸之道。这一条往伯明汉之路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笔直的北去,既不东面得罪了剑桥,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倘使你明白了这个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来全盘的中国政治,更能从而猜测一切中国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吓了。


  四、道教

  然则孔子的人文主义能否叫中国人感到十分充分的满足呢?答复是:它能够满足,同时,也不能够满足。假使已经完全满足了人民的内心的欲望,那末就不复有余地让道教与佛教得以传播了。孔子学说之中流社会的道德教训,神妙地适合于一般人民,它适合于服官的阶级,也适合于向他们叩头的庶民阶级。

  但是也有人一不愿服官,二不愿叩头。他具有较深邃的天性,孔子学说未能深入以感动他。孔子学说依其严格的意义,是太投机,太近人情,又太正确。人具有隐藏的情愫,愿得披发而行吟,可是这样的行为非孔子学说所容许。于是那些喜欢蓬头跣足的人走而归于道教。前面已经指出过,孔子学说的人生观是积极的,而道家的人生观则是消极的。道家学说为一大“否定”,而孔子学说则为一大“肯定”。孔子以礼义为教,以顺俗为旨,辩护人类之教育与礼法。而道家呐喊重返自然,不信礼法与教育。

  孔子设教,以仁义为基本德性。老子却轻蔑地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孔子学说的本质是都市哲学,而道家学说的本质为田野哲学。一个摩登的孔教徒大概将取饮城市给照的A字消毒牛奶,而道教徒则将自农夫乳桶内取饮乡村鲜牛奶。因为老子对于城市照会,消毒,A字甲级等等,必然将一例深致怀疑,而这种城市牛奶的气味将不复存天然的乳酪香味,反而■缊着重大铜臭气。谁尝了农家的鲜牛奶,谁会不首肯老子的意见或许是对的呢?因为你的卫生官员可以防护你的牛奶免除伤寒菌,却不能防免文明的蠹虫。

  孔子学说中还有其他缺点,他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中国人民适稚气地富有想象力,有几许早期的幻异奇迹,吾人称之为妖术及迷信者,及后代仍存留于中国人胸中。孔子的学说是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他承认山川之有神祇,更象征的承认人类祖考的鬼灵之存在,但孔子学说中没有天堂地狱,没有天神的秩位等级,也没有创世的神话。他的纯理论,绝无掺杂巫术之意,亦无长生不老之乐。其时虽笼罩于现实氛围的中国人,除掉纯理论的学者,常怀有长生不老之秘密愿望。孔子学说没有神仙之说,而道教则有之,总之,道教代表神奇幻异的天真世界,这个世界在孔教思想中则付阙如。

  故道家哲学乃所以说明中国民族性中孔子所不能满足之一面。一个民族常有一种天然的浪漫思想,与天然的经典风尚,个人亦然。道家哲学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则为中国思想之经典派。确实,道教是自始至终罗曼斯的:第一,他主张重返自然,因而逃遁这个世界;并反抗狡夺自然之性而负重累的孔教文化。其次,他主张田野风的生活,文学,艺术并崇拜原始的淳朴。第三,他代表奇幻意象的世界,加缀之以稚气的质朴的“天地开辟”之神话。

  中国人曾被称为实事求是的人民,但也有他的特性的罗曼斯的一面,这一面或许比现实的一面还要深刻,且随处流露于他们的热烈的个性,他们的爱好自由,和他们的随遇而安的生活。这一点常使外国旁观者为之迷惑而不解。照我想来,这是中国人民之不可限量的重要特性。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倘无此感情上的救济,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服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

  那是很有兴味的,你要知道道教之创造中华民族精神倒是先于孔子,你再看他怎样经由民族心理的响应而与解释鬼神世界者结合同盟。老子本身与“长生不老”之药毫无干系,也不涉于后世道教的种种符■巫术。他的学识是政治的放任主义与伦理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他的理想政府是清静无为的政府,因为人民所需要乃自由自在而不受他人干涉的生活。老子把人类文明看作退化的起源,而孔子式的圣贤,被视为人民之最坏的腐化分子。宛似尼采把苏格拉底看作欧洲最大的坏蛋,故老子俏皮地讥讽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继承老子思想,不愧后起之秀者,当推庄子。庄子运其莲花妙舌,对孔教之假道学与不中用备极讥诮。

  讽刺孔子哲学,固非难事,他的崇礼义,厚葬久丧并鼓励其弟子钻营官职,以期救世,均足供为讽刺文章的材料。道家哲学派之憎恶孔教哲学,即为浪漫主义者憎恶经典派的天然本性。或可以说这不是憎恶,乃是不可抗的嘲笑。

  从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出发,真知与浪漫的逃世而重返自然相距一步之差。据史传说:老子本为周守藏室史,一日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一去不复返。又据《庄子》上的记载: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于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从此以后,道家哲学常与遁世绝俗、幽隐山林、陶性养生之思想不可分离。从这点上,吾们摄取了中国文化上最迷人的特性即田野风的生活、艺术与文学。

  或许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老子对于这个逃世幽隐的思想该负多少责任?殊遽难下肯定之答复。被称为老子著作的《道德经》,其文学上之地位似不及“中国尼采”庄子,但是它蓄藏着更为精练的俏皮智慧之精髓。据我的估价,这一本著作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它不啻教人以放任自然,消极抵抗。抑且教人以守愚之为智,处弱之为强,其言曰:“……不敢为天下先。”它的理由至为简单,盖如是则不受人之注目,故不受人之攻击,因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又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尽我所知,老子是以浑浑噩噩藏拙蹈晦为人生战争利器的唯一学理,而此学理的本身,实为人类最高智慧之珍果。

  老子觉察了人类智巧的危机,故尽力鼓吹“无知”以为人类之最大福音。他又觉察了人类劳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无为之道,所以节省精力而延寿养生。由于这一个意识使积极的人生观变成消极的人生观,它的流风染遍了全部东方文化色彩。如见于《野叟曝言》及一切中国伟人传记,每劝服一个强盗或隐士,使之与家庭团聚而重负俗世之责任,常引用孔子的哲学理论;至遁世绝俗,则都出发于道德的观点。在中国文字中,这两种相对的态度称之为“入世”与“出世”。有时此两种思想会在同一人心上蹶起争斗,以其战胜对方。即一个人一生的不同时期,或评比两种思想也会此起彼伏,如袁中郎之一生。举一个眼前的例证,则为梁漱溟教授,他本来是一位佛教徒,隐栖山林间,与尘世相隔绝;后来却恢复孔子哲学的思想,重新结婚,组织家庭,便跑到山东埋头从事于乡村教育工作。

  中国文化中重要特征之田野风的生活与艺术及文学,采纳此道家哲学之思想者不少。中国之立轴中堂之类的绘画和瓷器上的图样,有两种流行的题材,一种是合家欢,即家庭快乐图,上面画着女人、小孩正在游玩闲坐;另一种则为闲散快乐图,如渔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然闲坐松荫之下。这两种题材,可以分别代表孔教和道教的人生观念。樵夫,采药之士,和隐士都接近于道家哲学,在一般普通异国人看来,当属匪夷所思。下面一首小诗,它就明显地充满着道家的情调: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此种企慕自然之情调,差不多流露于中国所有的诗歌里头,成为中国传统的精神上一主要部分。不过孔子哲学在这一方面亦有重要贡献,崇拜上古的淳朴之风,固显然亦为孔门传统学说之一部分。中华民族的农业基础,一半建筑于家族制度,一半建筑于孔子哲学之渴望黄金时代的冥想。孔子哲学常追溯尧舜时代,推为历史上郅治之世。那时人民的生活简单之至,欲望有限之至,有诗为证: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掘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样崇拜古代即为崇拜淳朴。在中国,这两种意识是很接近的,例如人们口头常说“古朴”,把“古代”和“素朴”连结成一个名词。孔子哲学对于家庭之理想常希望人能且耕且读,妇女则最好从事纺织。下面吾又摘录一首小诗,这是16世纪末期陈眉公(继儒)遗给其子孙作为家训的箴铭的。这首词表面上似不属于道家哲学,而实际上歌颂素朴生活无异在支助道家哲学。

  闲居书付儿辈(清平乐)
  有儿事足,
  一把茅遮屋。
  若使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
  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
  种竹,浇花,酿酒;
  世家闭户先生。

  中国人心目中之幸福,所以非为施展各人之所长,像希腊人之思想,而为享乐此简朴田野的生活而能和谐地与世无忤。

  道家哲学在民间所具的真实力量,乃大半含存于其供给不可知世界之材料,这种材料是孔教所摒斥不谈的。《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学说中没有地狱,也没有天堂,更没有甚么精魂不灭的理论。他解决了人类天性的一切问题,却把宇宙的哑谜置而不顾。就是于解释人体之生理作用,也属极无把握。职是之故,他在他的哲学上留下一个绝大漏洞,致令普通人民不得不依赖道家的神学以解释自然界之神秘。

  拿道家神学来解释宇宙之冥想,去老庄时代不久即见之于淮南子(纪元前178~122),他把哲学混合于鬼神的幻境,记载着种种神话。道家的阴阳二元意识,在战国时代已极流行,不久又扩大其领域,参入古代山东野人之神话。据称曾梦见海外有仙山,高耸云海间,因之秦始皇信以为真,曾遣方士率领五百童男童女,入海往求长生不老之药。由是此基于幻想的立脚点遂牢不可破,而一直到如今,道教以一种神教的姿态在民间获得稳固之地位。尤其是唐代,道教曾经长时期被当作国教,因为唐代皇裔的姓氏适与老子同为“李”字。当魏晋之际,道教蔚成一时之风,其势力■■乎驾孔教而上之。此道教之流行,又与第一次中国文学浪漫运动有联系的关系,并为对待经汉儒改制的孔教礼义之反动。有一位著名诗人曾把儒者拘于狭隘的仁义之道譬之于虮虱爬行裤缝之间。人的天性盖已对孔教的节制和他的礼仪揭起了革命之旗。

  同时,道教本身的范围亦乘机扩展开来,在它的学术之下,又包括了医药、生理学、宇宙学(所谓宇宙学大致是基于阴阳五行之说而用符号来解释的)、符咒、巫术、房中术、星相术,加以天神的秩位政体说以及美妙的神话。在其行政方面,则有法师大掌教制度——凡属构成通行而稳定的宗教所需之一切行头,无不应有尽有。它又很照顾中国的运动家,因为它还包括拳术之操练。而巫术与拳术连结之结果,产生汉末的黄巾之乱。尤要者,它贡献一种锻炼养生法,主要方法为深呼吸,所谓吐纳丹田之气,据称久炼成功,可以跨鹤升天而享长生之乐。道教中最紧要而有用之字,要算是一“气”字,但这气字未知是空气之气,还是嘘气之气,抑或是代表精神之气?气为非可目睹而至易变化的玄妙的东西,它的用途可谓包罗万象,无往而不适,无往而不通,上自彗星的光芒,下而拳术深呼吸。以至男女交媾,所可怪者交媾乃被当作追求长生过程中精勤磨练的技术之一,尤多爱择处女焉。道家学说总而言之是中国人想揭露自然界秘密的一种尝试。


(《致中国人的演讲》第七讲(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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