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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态度(六):孝 弟
[ 作者:梁漱溟 | 来源:儒家二十讲 | 点击数:3499 | 时间:2007/10/12 ]

 

孔子的态度(六):孝 弟


梁漱溟

 

孝    弟

  我们讲孝弟与讲礼乐有相关系的话可说。孔子的道理,在中国支配社会差不多二千余年。从西洋思想进来,个性申展之说颇盛,与中国旧时社会的情形颇相反,中国旧时的情形可以说个性是埋没,因此对于个性申展了解的人,自然对于旧时的情形极力加以攻击,因此以排斥忠孝为攻击孔子的要害,说忠孝为帮助社会腐败之势力。此处我们要先申明一个意思,他们把孝弟单看成一个社会生活需要的问题,看成社会的一个教条。实则本来不如是,他本来也与礼乐一样。礼乐的根本地方是无声之乐,无体之礼,即生命中之优美文雅。孝弟之根本还是这一个柔和的心理,亦即生命深处之优美文雅。可说礼乐孝弟是同样的情形,就是由里面灵活的、自然的心理,到后来形诸外面,成为许多事为(规范的东西),再往下去,遂成为非常有势力的社会教条,即所谓礼教是也。此即由个人生活本体问题而落入社会生活应用问题。因此,我们来讨论孝弟不应忽略个人生活本体的问题,而只就社会生活应用的问题去说孝弟怎样坏,完全以利害为准绳。

  本来我们的不对,完全是由于走固定的路子,而离开了自然的道路。如走本能习惯的道路都是。本来生物是走一个时时要操心,要用心的方向。但是每每有一种走路不用心,要省力的倾向。如植物,它似乎是不操心而入于固定的,安排好了的路上走。动物有一定的机能,如许多本能也是如此。生命是如此,社会也像是如此。社会有许多风俗习惯,成文法不成文法的规条与夫礼教礼法传统的思想等,通统是硬固的,安排好了的路子。生命这种倾向,在事实上或许是不得不如此,也需要走省力的路子,而把精力用于别处,因此成了固定的东西,这本来没有毛病,但其结果就很有毛病。他的总病根就是自陷于麻木。动物走入本能的路,也就是陷于麻木的倾向。社会愈靠风俗习惯或传统思想,则愈从一个活泼的而入于麻木不仁的状况。生物的本能与社会的习惯,就本身说很难说它不对,自然积久成为硬固势力很大的时候,也有极明显的弊害,但只是容易不好容易不对而已。

  我们所谓孝弟,仿佛也成了礼教固定的一教条。其实孝弟本身怎样不对,并不能说,但成为一个固定东西的时候,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应用问题,弊病就由此而生。须知孝弟是个人生活本体的问题,是生命里面灵活的、自然的一个心情,后来成为固定的路子,成为礼教,大家就忘其本原了。凡事都是一个方向,孝弟也是一个方向。每一个方向,要是顺着往下去,便愈来愈硬固,愈是不好。墨子兼爱是其例也。欧洲社会其所以有个性申展的倾向,完全是以自己为本位。但是孝弟则含着一个无我的倾向。欧洲德谟克拉西的精神,如无革命必得不到。偏于孝弟这方向走,当然不会有欧洲那种精神。总之,无论怎样好的一个方向,凡有方向便有偏,顺着走下去,自然愈偏。中国的礼教,几乎比法律还利害,成了一个不可抗的势力,此当然之趋势也。

  所谓儒家的生活,原本极活泼有趣味,但是经了几千年的结果,成了社会应用的问题,只剩一个僵死的形式,我们于此应持一个什么态度,我们非找着孔子原来根本的地方不可,从根本处发挥,让他活起来,以后才有话讲。孔子一切的话完全是就个人生活说,我们也应持这个态度。就心清去讲孝弟,自然活泼有兴趣。所谓孝弟这个心,还是我们讲孔子乐的那个心,仁的那个心亦即礼乐的那个心,亦即所谓一团和气的那个心。人伦之间,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者,其实都是一个心,都是那个Tenderness柔嫩和乐的心,不过见之于事,有各方面而已。我记得《礼记》上说孝子侍养父母有几句话,所谓“有和气者,必有婉容,有婉容者必有愉色”,此甚可注意者。

  现在我们再来讲儒家特别注重孝弟的意思。我们有好的心理,自然发出来好的生活。许多好的生活,亦即许多好的事情,我们最眼前的人,就是父母兄弟的事情。如果对最眼前的人,最当下的事情,不曾弄好,其他的事情也自难说了。我们不愿作好的生活则已,若要作好的生活,则当然从根本的地方作起,从眼前开端。故人的生活,即应从孝弟开端。“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种生活,真是很柔和很好的心理,仿佛是先把自己化成一团和气,然后把家庭化成一团和气,以至把社会、国家、世界化成一团和气。孔子所谓天下太平,也就是一个心的太平。从事功去说,则仁者的生活自然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包含在内。然舍孝弟而言仁者事功,实无真事功。旁人的平天下如管、晏、申、商,或许是另一个样子,而孔子的平天下则根本在此。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意亦如是。越过家庭的和气春风,而言国际的和气春风,自然作不到。宋明人喜讲性命的工夫,若舍孝弟而言性命的工夫,实无真工夫。离此而言事功,亦实无真事功。或者便是管、晏、申、商的事功,非儒家的工夫与事功也。儒家工夫的开端完全在此一点。《中庸》所谓参赞化育也就在这一点,这点就是全部孝弟的道理,就是孔家所有的道理。这种工夫就是孔家所有的工夫,一了百当的话,如此即是。所谓“本立而道生”是也。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及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平常人都以为治国平天下才是为政,孔子的意思使用孝弟把家庭化成和气春风,而治国平天下,亦不过使它化成和气春风,与事功固相等,何必治国平天下方为为政。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意亦相同。本来我们平常都知道先要把对最亲近的人、最现前的事作好,然后对于疏远的人、社会的事才能作得好。但平常人则每每忘掉了这个意思。所谓生活的真味道只有真情。要是对于家庭的人没有真情,我们敢断言他对别人能有真情么?现在的人从社会事功问题上去主张礼教者,他实不配谈孝弟,实在不曾尝过孝弟的味道。反之从社会事功问题上去诽谤讥评孝弟者,则同一未尝过孝弟的味道耳。

 

不迁怒不贰过

  现在讲颜子的态度。颜子值得夸奖的,一是“其心三月不违仁”,此在讲孔子仁的态度里,已说过了。一是“不迁怒,不贰过”。这我们的意思,只是一件事情。这件事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照我们去看,所谓好人、坏人,姑无论好人怎样好,坏人怎样坏,他们并无一个严格的区别。因为我们曾说仁人心也,好人具有人心,坏人还是具有人心。所谓坏人者,不过他柔嫩的心发露流行的很少。然而即使穷凶极恶,他的真心有时仍旧发现;所谓好人者,不过他的真心时常发露流行而已。但是孔子、颜子与好人坏人便有区别,他们的区别只有一点,这一点就是所说的根本问题。人无不知谦恭很好,坏人(其实此名词是不对的,有毛病)他并不是不爱谦恭,只是很少如此发露而已,尤其重要者是要注重这“很少”的少字,无论如何少,仅少而已,并非绝无也。所以说好人与坏人不能绝对化,因为他不能自成一个样子,自成一个范围。平常所谓好人者,不好的时候亦常有。实在说,好人很少有靠得住的。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种种劣点时常是与旁人一样的。有谦和的人时常有不谦和的时候。人很容易不谦和,很容易不公平,很容易不检点,很容易不慈爱。不过我们不自觉。我们说一定不作贼,其实也很难说,只要这念头发露的时候,其实已等于作贼。故好人与坏人没有划然的鸿沟,仅是发露分量之多寡而已。我们常说好人是天性厚,因天性厚,故时常照他们的心去发露,他的人心的力量很强,发露时固多。我们自然的要求,无论何人都要求好的行为,好的生活,总愿意生活常好,生活常对,总不甘心作一个偶然发露流行(指人心)。好人坏人无论他发露分量的多寡,仍是一个偶然发露流行而已。因他们都拿不定,所以都靠不住。所谓孔子、颜子与常人的区别,没有特别的地方,只是生活常好常对而已。他告诉人作生活本不是一个特殊的生活,仅是一个寻常人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本来是对的,本来是和乐的,但是很难常常对,常常和乐。因此去想法子使他常常对,拿不定的,想法子使他拿定。照平常人说似有两条路:

  (一)养成习惯的办法;

  (二)求仁。

  如谦恭是好,便去养成谦恭的习惯,公平是好,便去养成公平的习惯。这个办法,有许多哲学家、宗教家、教育家,都有这种主张。但孔子的生活之学却不如此。不是去养成习惯走呆板的路子。凡是一个方向成为固定,遂致麻木不仁。一走入习惯的路子,就成为没有心的动作。如谦恭成为习惯,一则当谦恭而失掉内容,仅成形式;一则不当谦恭而他仍谦恭,便应付失当,无一不走入麻木之路也。

  但孔子他怎样令人生活常对,就是求仁。养成习惯,则愈来愈死板,求仁的办法则愈来愈灵活。儒家让人改善生活之路,就是让人心常常在,常常活动自如,敏锐易感,则生活便统统都对。人心自正,人心自明。只令他常常自正自明,常常在此处就得了。怎样令他常在此处的话,在后面去讲。此处只简单说怎样令他常在就是学。孔子“吾十又五而志于学”,《中庸》、《大学》之所谓“戒惧”,宋明人之所谓工夫,就是这个学。孔子与颜子和好人与坏人之区别亦即在此。儒家只是有学,常人无论怎样,则无生活之学。指点生活之学,让人常常好,不是偶然的好。这种让人常常好、常常对,就是要求人向时常好、时常对的路上走去。

  我们所谓生活之学,不是养成习惯。因之说到有一种工夫。一说到工夫,平常人往往容易误会是要如何如何。有许多的作法,有许多的工夫,如何去用力,如何去用功,此是一个大障碍。所谓工夫,不是在我们生活是如此之外,格外用力。我们先要了解人心本来如是,本来是人心,本来是仁。一刹那,两刹那,十年百年,莫不如是。所谓工夫,就是让他接连着如是,这就是不懈。不懈就间断了,一用力就是孟子所谓助长了。常常如是“我们本来如是”,就是仁,常常如是生活,就是仁者的生活。我们要更明了,再举一个事例给大家看。

  比如狎妓,自然这个行为从种种方面都可以见出他是不仁。但是他是如何成功这个局面,有人说是环境的关系,因为此地有娼妓。苟此地没有,决不至成功这种行为;又有人说,因为他有钱,没有钱的人决无力去狎妓;又有人说,他有余暇,以至其他种种。我们承认,但只承认他是客观的缘法,不是真因。凡具有此种条件的人,不一定就去作此事。这些缘法只是凑成此事之可能,并且还不是重要的缘法。有人说,人有性的本能,我们自然承认这是具有很大的力量,但还是缘法,不是真因。人皆有性的本能,人固不皆如是也。有人说个人的嗜欲重,不甘寂寞,这也只能算作很有力量的缘法。又有人说社会的习惯,把此事看得寻常,不以为非。凡此种种,我们可以指出许多,但都是一种缘法,于此我们可以把他大别为三种:

  一、环境;二、气质;三、习惯。

  如性的本能,嗜欲先天的遗传,一地的国民性等,都归入气质中。宋儒很有许多说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我们所说的气质与宋儒所用之意义不同。我们所说的不是含有身体物质的意思,是先天的习惯。说到习惯,似应当归之于后天,与先天有点冲突,其实不然,如性之本能嗜欲等,就其与生俱来说,他是先天的。所以谓之习惯者,因为那些东西通统是在生物演进中,经天然选择保留而慢慢养成为安排固定的路子,他不是真的先天,是一个假的先天旧的路子旧的方向,故名之曰先天的习惯。凡似乎是先天而为固定的方向,统名之曰气质。外如家庭、学校、社会之薰习,个人之习癖,凡后天得的一切东西都是习惯。一切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地理、民性等围绕吾人周围者,通是环境。此三种东西都不是因,通是缘法,都是一个已成的局面。当下有这种行为,不是已成的局面能让他如此,它只能让他容易如此,其主因则在新,新的因子就是当下。狎妓的行为发生,就是这当下的昏失。人心本来清明,他本来知道好坏。当他真知道的时候,决不会有狎妓的事。昏失的时候就是堕入气质、习惯、环境的时候。这时心不自主,气质习惯等便占了他的心,出而作主。若当心清明时,气质习惯皆居于服从的地位。心何以会丢掉,会昏失?主因就是懈。不懈不能有这回事。我们发生坏行为,真正的因既是懈,则所谓工夫自然就是一个不懈。这实在无处可以用力,用力只是在不懈。我们为气质习惯所困时,我们想要心作主,不应当在气质习惯上用力,只应当在不懈上用力。一切问题发生通由于懈。气质习惯等是已成的东西,于当下并不为害。用功只是在当下,只在此新的因子,就是在当下的不懈。

  我们一时堕入气质习惯中,我们的心就不柔嫩,不清明,而成为硬固的。虽有许多不好的环境,若未堕入气质习惯中,则去作那种坏事,心里总是不安。人作坏事而不觉不安者,盖已陷入固硬的方向矣。堕入硬固方向之时,就是心昏失之时,从前讲仁的时候,曾说当下的找,和昏失以及气质习惯仅是名词的不同,我们从消极方面说,就是懈,就是昏失,亦即是堕入气质习惯之中。从积极一面去说,就是当下的找,一为负面,一为正面,统是一回事。气质、习惯、环境,虽然很有力量,但无绝对的力量,而主因完全在当下的找,当下的懈。有此主因,而缘才来助成之。照我的意思,一切行动的主因完全在当下。人因为冲动去作不好的事,苟冲动消去,心即知悔而遂不为。他的转机亦全在当下,从懈中有警觉而不懈,当转变时,也有气质习惯去助成之。气质习惯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东西,走对的路时也还是靠它,但不要为它所支配。在走不对的路时,气质、习惯、环境的局面是如此,但在知悔的时候,而气质、习惯、环境之局面仍是如此,故此三者不是转机的关键。转机的关键完全在当下。苟常常不懈,则可以为完全对矣。要不堕入气质、习惯之中,最要者即不迁怒,不贰过。本来怒是从争斗本能来,在对的生活中,并不是不怒,喜怒哀乐人孰无之,以怒之冲动与性之冲动,是人生顶有力量、顶硬固的两方面。果使人堕入其中,便要被它拴得非常之紧。大程子《定性书》也说制怒顶难。我们知道怒是气质中最硬固的东西,要不堕入气质、习惯中,则顶好能不迁怒。其余更不能为害矣。当怒时,我们的心堕入那个硬固的方向中,要作第二件事,往往似乎回不过来。故当怒而怒,怒即冰释,乃是不懈。不当怒而怒,或怒而又迁怒时,此即懈也。不迁怒是真功夫,乃是最“好学”的表现,此颜子所以值得孔子夸奖也。果然是一息不懈,可以说是完全无过,不会有过。不贰过则正与“好学”两字相称。但不贰过有两层意思:一是知过。知过非常之难,根本问题是在此。我们平常做了许多错事,我们往往不知道。若有错即知,这个知道也就是不懈。诚然有过就是懈,但刚一懈就警觉,正足见其不懈。一是改过。知过后便不再有过,就是所谓一息不懈,所以说过而能改不为过矣。颜子不迁怒不贰过,在讲生活之学,真足以值得夸奖了。此与夸奖颜子“三月不违仁”完全是一件事,就是有很长的时间完全不懈,超乎气质、习惯,常在生命之轨则上走不预先有一方向,此谓之中,发出来则谓之和,要中和,就得昭昭不懈。

 

(《儒家二十讲》第五讲(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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