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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一)
[ 作者:张君劢 | 来源:致中国人的演讲 | 点击数:3257 | 时间:2007/9/25 ]

 

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一)

张君劢


  为使人类不因科学之故而牺牲,而要使知识服务人类,则知识必须合乎道德的标准。这就是儒家从整体来衡量知识与生命的方法。这就是新儒家思想的主要方向。

  本讲题的名称——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初看起来,可能是矛盾的。中国现代化与一般人所了解的儒家思想复兴,这两种概念是相反的两件事,似乎彼此不能相容。

  大家都知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儒家”一词代表的是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而“现代化”一词所指的则是从旧到新的一种改变,或对新环境的一种适应。然而,如果人们深究儒家思想的根源,显然,儒家思想是基于一些原则的:如理智的自主,智慧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以及质疑与分析的方式。如是这一看法不错,则儒家思想的复兴适足以导致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我的看法是:儒家思想的复兴有助于或者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足可为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法。

  本讲演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现代”一词的意义和中国对现代化的尝试,第二部分讨论儒家思想的复兴。

  一、现代化的意义和中国对现代化的尝试


  “现代”一词的意义是什么?“现代”是什么?“现代”或“古代”一词不过是区分一个时代知识趋势的一种表示。一般地说,科学与民主的标志被用来作为现代化的标志。人们如果要问:没有心的作用——即思想的合理性,科学能否发展?人们便可看出现代科学只是一种显然采用计量与实验方法的学科。现代科学与古代思想同是基于思想合理性的原则。所以,现代与古代,不是像意义与无意义或者黑与白那样的分别,而是在准确程度上有差别而已。

  现代与古代的分野,虽然只是准确或方法的差别,但这个问题却很重要,我们必须在这两个时代之间找出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便是指示中国现代化途径的路标。

  人们翻开欧洲现代史,便发现将欧洲引进现代的是若干知识界领袖。下列名词如:文艺复兴、科学发展、宗教改革、专制君主及民主政体的兴起,都是欧洲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这些运动表现于文艺、宗教、知识与政体等不同的领域中。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领袖众多,我很难指出谁最重要。现在我们姑以培根(Francis Bacon)为引进现代中的一位,培根著有《新论理学》(Novum Organum),在这本书中,他强调归纳与实验。这是他主张现代学习方法的积极的或者肯定的一面,他也有消极的或者否定的一面,那就是他指出四种偶像:部落、穴居、市场、戏剧。据他说,这四种偶像都是发现新知识的障碍。

  培根指责亚里士多德(Arstotle)是其论理学或演绎法的奴隶,这一指责乃是废旧更新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培根将这两方面的思想作成对比,使得我们中国人知道关于现代化问题我们该做的是什么。

  但我也得提一提促成现代的另一些人。主张彻底怀疑的笛卡儿(Rene Descartes)告诉我们的一个公式:“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他说,我们可以怀疑一切事物,但我们却不能怀疑我们自己的思想。这样直觉出来的印象,极为清晰,由此他又提出别的推理原则,如因果律(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这是理性论者(Rationalist School)的基础,也是康德哲学悟性范畴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也得提一提主张思想是一张白纸的经验论者。这派论者认为感觉是知识的泉源。

  在宗教方面,我不得不提一提新教领袖路德(Martin Luther),他在《一个基督徒的自由》(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  Man)一书中,主张人的内在力量应摆脱人为形式的束缚。他为良心自由也为人权奠立基础。茨温格利(Zwingli)与加尔文(Calvin)为个人的内在自由而奋斗,由于他们的奋斗,现代的宗教、公民与科学自由就抬头了。

  在科学方面,提出三个名字就足够说明了:哥白尼(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与克卜勒(Kepler)。他们都是实验科学(experimental)方面的先锋,并为自然法则(Natural Law)的发现,奠定了观察的方法与证据的假设。

  在政体方面,我要提出初期中的布丹(Bodin)、亚尔秀夕斯(Althusius)与格老秀斯(Grotius),以及后期中的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与卢梭(Rousseau)。他们的社会契约与自然权利学说导致了立宪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制度。

  只提出先驱工作者的名字,而不探讨他们的著作,在这个场合也就够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当人们问道:“现代思想、现代制度和现代生活的特征是什么?”我觉得,基本上,人的理智自主是现代的真正动力。这从不同领域的不同方式中都看得出来。在宗教方面,它叫做良心自由;在哲学与科学方面,它叫做理性论(rationalism)与经验论(empiricism);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它叫做人权与自由竞争。虽然在不同领域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但它们却出于同一个来源,那便是人心或思想的合理性。

  当欧洲自现代化以来,生活上有了改变与谋求进步之时,中国恰正相反。

  中国是悠久传统被保持与受尊重的一个国家。自孔子删订经书以来,学者就信奉他的学说,并阅读他的著作。儒家在中国掌握着思想生活。不仅儒家的学说,诸如道德价值、性善及修身方法等学说,被视为永恒的真理,而且就像专制君主政体及以经书作为考试课本等制度,也被看作是经久不变的。人们可以说儒家在中国就是教会、政府与学术的三位一体。当然,儒家也有敌对的学派,那是道家与佛家,但都不是势均力敌的学派,道家在现世界中对人生采取放任的态度,并且总想延长寿命。它在出世与入世的人生哲学中,是采取中庸之道的。

  佛教自印度传入,受到中国学者及平民的信奉。中国本身并未创设任何宗教,佛教是经过若干时代才适应的,大部分佛经由梵文译为中文,并建立藏经楼加以收藏。佛教强调人生的空虚,故从未能代替儒家的经书、家庭制度或政体形式。自秦(前256—前206年)、西汉(前206—24年)、东汉(25—220年)、魏(220—265年)、西晋(265—317年)、东晋(317—420年)一直到隋代(581—618年),中国知识分子都尊崇儒家经书,而政治制度亦全依据儒家精神。

  在这些朝代中,儒家经书虽被普遍诵读,但大部分最优秀的学者却对佛教发生兴趣,中国人对佛经经过这样长时期的深思熟虑之后,就以其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释,并建立中国的佛教宗派,例如净土宗、华严宗与禅宗。这些佛教新宗派的形成,说明中国人恢复了他们的思想能力与创造能力。

  中国人思想能力的复活也推及到儒家,故在唐代(618—906年)及宋代(960—1279年),新儒家兴起了。新儒家学说的旺盛,归功于宋儒:在北宋时期的周敦颐(1017—1073年)、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8年)及南宋时期的朱熹(1130—1200年)。如果有人要问新儒家学说与孔孟学说有多大差别,我的回答是:新儒家所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他们的问题是宇宙论方面的:宇宙是否存在,理(精神)与气(物质)的关系被视为探讨人性与物界的方法,如何使物理与心理一致。最后一个问题是朱熹开始提出讨论的,明朝(1368—1643年)的王阳明继续予以探讨。宋明两代是中国思想在春秋与战国时代全盛之后最活跃的时期。

  王阳明及其弟子去世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活力便没落了。有清一代,中国思想界转向于考证学,惠栋、戴震等的著作可为代表,他们的兴趣集中于内容的批评、字句的解释及事物的来源。人们不能说没有过像宋明时代那样的哲学,但清代一般的意见总认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经朱熹解决,不需要再探讨了。这便是张履祥(1611—1674年)、陆世仪(1611—1674)、陆陇其(1630—1693年)等人的态度。这乃是停滞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儒家思想的陈腐表现又出现了。

  在19世纪时,西方国家带着兵舰、大炮与蒸汽机叩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于是和西方国家接触了。一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学者尚不明白在哲学、科学、技术和政治方面西方是如何地优于中国。和日本相比,我得说中国人对于其历史上四十多个世纪以来所从来未遭遇的新环境,已失去好奇心理与适应能力。

  自19世纪末……(略)中国对于现代化确曾有过几次尝试:

  一、第一次尝试的人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这个时候,曾李都承认西方在技术与自然科学方面优于中国,于是在福州设立造船厂,在上海设立兵工厂,并设立翻译馆翻译有关枪炮制造、造船、航海、化学、天文及国际法等西方书籍,北平与上海各设外语学校一所。这些都是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之变以后的设施。

  二、一直到1894年中日战争结束,中国政治家尚未想到专制君主政体有改革的必要,虽然于1877年出使詹姆士朝廷的中国第一位使节也是曾国藩之友的郭嵩焘曾上书大清皇帝说:英国议会制度之完善一如夏商周三代的政体。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一位有远见的派驻日本的黄公使,写了一本《日本史》,内中有很多章叙述明治维新的事。告诉中国人政体有改革必要的,他是第一个。在黄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他维新领袖上书满清皇帝说,政治维新是救国之道。康的建议虽于1894年被光绪皇帝所采纳,但1898年6月11日到同年9月20日的百日维新,却因慈禧太后所发动的政变而挫败了。

  三、 1911年的革命。1900年义和团之变后,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满清统治已不适于治理国政。孙逸仙博士是一位具有远见的人,他认为专制君主改为民主共和制是进入现代化的途径;鼓吹几年之后,留日的中国学生,为了推翻满清政府,便组织同盟会。1911年,武昌新军的起义,为所有其他二十省的新军发出推翻满清的信号。皇室看到这种情形,由于他们已无力镇压各省的叛变,摄政王与皇室会商之后,便决定退位。满清皇室的退位,就是把政治权力交给人民,虽然政权的移转可在短时间里完成,但合法而和平地治理却需要相当的经验、诚实与守法精神。袁世凯成为首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作为共和国的总统,他并未抛弃他是皇位篡夺者的想法,所以他企图改共和为袁家朝代,称其统治为洪宪。他仅仅统治了几个月,这是因为蔡锷将军与梁启超已在云南与广西起义。洪宪运动之后,中国青年察觉到一纸宪法,其本身是不能生效的,为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某些彻底的改变必须进行。这便是五四运动的暗含意义。

  四、五四运动。这是许多活动的一个说法。这个运动从学生示威游行反对中国在凡尔塞和约签字开始,因为在这个和约里规定1914年日本在战争中自德国手中获得的胶州湾租借地归日本所有。不过,这个运动却包含若干其他方面:

  (一)文学革命——由古体变为白话。

  (二)主张自由恋爱——男女有选择配偶的权利。

  (三)要求建立真正的民主政体。

  (四)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

  胡适博士和陈独秀是这个运动的领袖。胡适与陈独秀虽同为女学改革而努力,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看法却不相同,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变成中国共产党的首领,而笃信杜威博士实用主义的胡适仍旧拥护民主……(略)

  从这一现代化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现代化是由旧的思想、观察或统治变为新的思想、观察或统治,但在实际生活中,现代化乃是一场人们个性的冲突。它总是站在进步与自由一方的人和站在保守或激进一方的人之间的斗争。这便是基督教会为什么有路德、加尔文、茨温格利也有正教会派的道理。在学问方面,一方面有培根,另一方面有亚里士多德派;在科学方面,有伽利略和宗教法庭;在政治方面,有路易十四和革命分子。在中国,进步分子和保守分子也作相同的对抗:例如,在政治上,康有为和光绪皇帝站在一边,慈禧太后及其党羽站在另一边;在文化方面也有敌对的阵营:一方认为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西方的成就止于技术阶层,而急进派则要在整个过程中全盘模仿西方。

  在亚洲国家中,现代化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日本是唯一的国家。其他国家,如中国与印度,都是被迫通过许多难关的。……如果现代化来得突然而又激变,那是不会顺利安固的。是否会作新的改变,我们且等着瞧吧。


(《致中国人的演讲》第四讲(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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