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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态度(四):讷言敏行
[ 作者:梁漱溟 | 来源:儒家二十讲 | 点击数:4243 | 时间:2007/9/10 ]

 

孔子的态度(四):讷言敏行


梁漱溟

 

    讷言敏行

  以上我们已经把孔子乐的态度讲完。现在来讲“讷言敏行”。“讷言敏行”人人都知道我们应如此,而孔子则谆谆言之。多言究竟是怎样一个不好,我们本可以用几层意思去讲,但归根则孔子的意思是恐人陷于不仁。所谓不仁者,就是对于许多事不觉得不安,此种状况成为习惯,就陷于不仁。仁者羞于说好听的话,谩骂的话。不但说出来他便觉不安,而听此种话亦觉不安,很轻于说,说出来的人直是心死的人,说出来,他并不觉得不安,实在是直觉麻痹,其心已死了。说到此,我想起一事,如近来之电报,每每一篇好话,说得仁至义尽。吴景濂在今天的报上说到以身殉法,以身殉国家,要是直觉锐敏的人对这种话,他脸上真是要发烧,那还有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不但是他已说要羞愧,而旁人说他如此还要羞死咧。真是心死的人才能说这种话。真是要行的人,那里有许多话说,有许多话的人,他何曾行?!所谓“仁者其言也讱”,良以为之难,故不随便出诸口也。此孔子所以不厌的说“讷言敏行”,乃是恐怕陷于不仁的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恐人行并未到而只口说好听的话,把好听的话放在观念上面,而实际则不如此。真能使人得一个最大的毛病,因自己行为并未到,而心想一个好的生活,定会成功一个找,一个等待,使生活打成两段,失掉自然的生命之理。

  又我们说话容易说得高,说得远,便容易离开这里,离开当下。原来孔子的意思要人看自己,看当下。因为我们看高远时,看好生活时,看好行为时,而自己行为却未到,自然易起一个找的态度与等待的态度,所以孔子说,“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因为行为不逮而说出时,心里便觉羞耻,所谓知耻便是仁。若竟说而不耻,就容易使知耻的仁泯没。

  以上几层意思都是相连的。孔子还有一句话说“力行近乎仁”,如何不说近勇而说近仁,就是说尽其在我,时时是当下,行是当下,力行就是守着当下。心到别处就是失了仁,故曰:“力行近乎仁”也。

  此外,还有一层,可以说是语言思维是一个用符号这一回事情,是从情感解放出来而放在静观里面去,似乎是带一点冷静性,是一个知的态度。禽兽无冷静之知,所以未把知行打成两截。而人因为有语言思维的原因,往往把主观的情理装在言思里面去(实则客观的事实只作主观的情理之工具)。若说人诚实,实在要他主观的情理非常之厚,但是把他装入言思里面,便让他情薄,令直觉钝疲模糊。人知道诚实好,但心里却不诚实,这都是装入语言思维里面的弊端。本来行为是靠直觉,你若把诚实看作客观的理,则往往不能发动行为。孔子或恐人把行放在言语中而说及此,亦未可知。我记得谢无量讲王阳明之知行合一说,他说学者须要留心,如果知恶行恶,那就糟了,此误以知为冷静之知。其实阳明之所谓知善即是好善,知恶即是恶恶,此是直觉之知,而非冷静之知,他若果如此,决不会有此误错,此态度亦与仁相关联的。


  看 自 己

  其次讲只看自己,只看当下,及反宗教的意思,三条概括起来就是看这里的一个意思,就是不让人向外看,向外找。前面说过向外找是与仁相反的。人心要是向自然流行,便时时是当下,决不离开此地。离开此地便是找,都是引出来的,万起万灭之私亦是引出来的。心里无事便是当下。人心本不着在一物上。小孩之一片天机,他时时是现在,时时未跑开,他的心完全未想旁的事。******则不然,他的心容易离开腔子。孔子的意思就是告诉人不要找,不要多加一点。只看当下,便是纯任天机。任天机即是生命之理流行。万起万灭则乱了生命之理。人一向外,心已出轨离开生命之理,但还未乱,到万起万灭之私则乱矣。万起万灭时,生命即不通畅,都使生命滞塞。所谓乱与滞的结果,都使直觉昏而不明。本来是生命活泼条畅,直觉始能尽其用。生命既不通畅,则直觉自然不能尽其用也。尤其重要的则是心不在这里,所谓“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是也。此时是非好坏,他根本看不见,直觉简直不觉,此则不仁莫甚矣。

  上面总说三条。现在单就看自己一条来说。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又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个己是指什么说?为己为何会流于自私?为何看自己就对,看旁人就不对?

  此处所谓己,非我们寻常所说心里的我之观念。平常的我之观念,是把一片东西(浑然一体)去区划分别与计度而起的。婴孩本无我之观念,都由后来加以分别而起。孔子之所谓己,是说我们当下的心意,当下的情,当下直觉之所觉。我们在为己的行事,是为当下心情之兴奋而活动,即行其心情之所安是也。怜悯的心情发现即是己,帮助他就是为己,此即生命之理所在,完全未加分别。所谓为己而不流于自私者以此。如我为经过分别而起者,则为我便是自私矣。“古之学者为己”若说为我有学问而学,结果都有毛病,都是自私。其实为己者,完全是一个兴趣,或是为我当下的一个好奇心而学,此则无病也。为己与为人的区别也就是一个不自私与自私的区别。为己者就是我已忘形,为我怜悯人而帮他,行了便完了。为人则行了还未完,因为为人则所行是手段,而目的则在他处,为己则怜悯与帮助,其手段目的合而为一也。此显然是一个功利与非功利的态度之区别。此因为要牵连下面,兹姑不提。

  孔子所谓为己者,只为尽其在我者是也。于是可见实是无所为而为的态度。普通对于无所为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误会的意思,以为无所为仿佛是干燥冷静的意思,如康德所讲的无所为便是。他说道德完全是出于无为。所谓无所为,他的心里状况简直一点都没有,故怜惜他人而帮助之,他都说是非道德的。一种既儒家无所为,此意即除我心安而外,别无所为,此不但非干燥的态度,且为最富于情趣的。为情趣而为,便是为己。我们往往听人劝友人而说“完全是为你,与我不相干”。此实错误,且非事实。若他心里不高兴去劝人,他绝不发动此事,本是他心里觉得义不容辞,要劝他方心安,若说此非为己而是为友好,那真错了,失了原来为心情的那个态度。说与己不相干这话非常之不好。既然己就是心情,何所谓人,何所谓己,可见这个己实是无对待的。本来宇宙也只有生命,只有生活,实没有两个相对待的东西,只有心情。主观客观都缘后来区别而有。此为现今认识论上不可掩的事实,而为大家所共认者。看来只有我的生命,实则所谓人、己都一概包括在内。儒家的态度便是如此,只有当下的生活,并不看旁人,看一点。本来旁面这个东西根本没有。所有这个宇宙只有关系的存在,并没有实在的东西。如吃饭这一段生活是有,而我与饭这两个东西并没有。认识论已经承认,宇宙只有事情的相续,是自己的生活表现,并没有实体。我想象的自己,完全是虚妄,因他是就一串事去区划分别计度而构成,此我之观念,事实上只还是浑然一体,不容我们去划分计度而有所构成,事实既不如此,所以我的观念完全是虚幻也。此在讲孔子毋我的态度时,再详细说明。

  上来所说为己即为当下之心情,求己即求其在我,一言以蔽之,乃是顺其当下所感的去做,无所谓为我,也无所谓为他,此是绝对的,所谓整个的生命是也。所有利我利他,为我为人的许多话,都是后起的。原来宇宙只是一串事实,纯是浑然一体。我们在感觉中(在严格的解释),在直觉中,完全是一种景象,但是在理智上便划成两段。在《唯识述义》中讲明由浑然一体而成为两段的原因颇详,可参阅。大意是我们的感觉有几种意思,一是不住,一是非一,一是非外,直是浑然一体,未可了知。直觉中也是如此,只有在作外想时,遂把浑然的宇宙打成两段。虽然在事实上不是截然两段,但恒执不住以为住,执非一以为一,执非外以为外,几乎误以此为事实,而影响我们的生活。殊知实际上终究只有当下的心情,整个的生命。

  我们现在连带说一个问题,就是普通都把公私的分别,看为范围大小的问题,其实只是态度的不同,方法的不同,即路子的不同。若果顺乎天然的心情,其举动即便在个人身体上也是公,如体痒我即搔之是。若非顺着自然的心情去作,无论是为国家为社会,为世界,一切都是私。虽形式上是为人,但总是装入一个为我的态度里面,乃将为我的形势放大而已,实不得为公。佛家所谓不离我所,究不能说为为人也。人见孩提之童将入于井,即匍匐往救,此时种种意思都没有,他只是顺他直觉所示之方向去做而已,此乃所谓公也。所以说公私是根本态度的不同。梁任公说,人的同类意识愈扩大,同情心愈甚。此意很错误。我们本来无须予有同情人类的心。你要大都是私。我们见孩提之童将入井,那一刹那之心,未必存甚么与我同类之意么。要是他一计较,而此盎然的心情已打断矣。故凡由计较而来之行为都是私。于此可见墨子之“兼爱”,杨子之“为我”,都不是人类原来自然生命流行的路子(凡标如何主义者,都非是)。而儒家则根本上不认理智的计较,儒家诚然也不是墨子之利他主义,也不是杨子之利己主义,但却也不是调和主义,大家知道儒家的根本所在便明晰也。

  讲到此,又是一个人与禽兽区别的问题,禽兽似乎完全是浑一无分别的,然它虽是浑然,它却根本打断,而人虽有分别起来,他却未打断,因凡在本能生活中,都是一个打断。禽兽则完全走本能的路故也。人的生命,有时理智出来打断,但却未完全打断,此人与禽兽之区别也,其实儒家处处都可见人与禽兽之区别也。


  看 当 下

  看自己一条已讲完,现在来讲看当下一条。本来有许多处所,已于前面连带讲了,此再稍为说一点。所谓当下即心,看当下就是心在心那一个地方。平常人的心差不多离开了心。心是生活之主脑,心与生活当然不能分,分开便不对。平常人的心,似乎太滑易溜,很少生活在那里心就是在那里的时候。孔子有两句话,可以引来解释这个态度。他答人问仁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那一种严肃谨慎的样子,都是描写当时之心,让他在生活里,一点也未滑。凡人于严肃的境地,都把心收了拢来,除非太滑的人则否。故心在当下即是仁。宋明人所谓敬,也是指此。我们平常的毛病,就是心易到别处去,休闲时想作功课。作功课时想玩耍,都不对。其实你作功课时就作功课,玩时就玩才对。孔子所谓“思不出其位”,就是告诉人不看远处,只看当下。有人问“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节,似乎与看当下一条相矛盾,实则此亦是看当下,因处于现在而思虑关于现在有何危险,其心固未离当下也。

  看当下的态度,在一方面即是心在生活中,同时在他方面,就是心不倾欹于外也。就是一个非功利的态度。所谓功利的态度者,即是心情系属于外,意不在此而在彼也。苟生活在此,心情亦在此,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生活之所以乐也由于此。心情不在此段生活中,那便丧失了乐。由此看来,孔子的生活实在是极简单的生活,不过从各方面去看,所以有种种态度,心不倾欹于外,即孔子所谓“思无邪”,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也就是其心无他,老实人与小孩子的心真是无他,故孔子的生活,似乎很高,不可攀,实则只是小孩子及老实人之生活耳。


  反 宗 教

  其次讲孔子的反宗教的态度。本来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两条,他可以放在“看当下”的态度里面。因其本相关联也。宗教之所以被他人反对,因与看当下的态度是相反的,是冲突的,只是谈无始与将来很远的地方,他为甚么要到那里,他却不如哲学家爱知的探问。哲学家爱知的探问,与孔子的思想本不冲突的。他的问,是为心情不安宁,要求宗教的人而去问,他的答也是为心情不安宁,要求宗教的而答。凡宗教无不存在于人的情志不安之上,而此种情志不安宁的人,没有一个能让我们承认他是对的。本来情志不安是仁的表现,但成功宗教者之情志不安则非是,尚可批评指摘。一言以蔽之,此种情志只是一个私而已。故可说宗教是站在一个私欲上。因为所有宗教家的讲话,都是出位之思,其所以不安宁,也是因为这种原故,他的情志动摇,都缘心有所系。母爱子,可以说是天理,子死而悲亦属当然,但却易过,不仅忧伤而已,简直有情志动摇不愿活着者,或则因之出家者,彼何以致此,因有所系,有所要求。所系既失,情志因以动摇也。所有宗教都存在于此。凡有所倾欹,则终不免情志动摇,因他自己站不住而有所待也。此种情志不安,故说为私。而宗教立于此,故亦是私欲也。所有降鸾扶乩,算命看相等,的确可以四个字去批评他,就是一团私意。盖皆倾欹于外也。此孔子所以不语“怪力乱神”也。人之喜言鬼怪,则有矜喜惊怪的态度,此亦大病。这个意思与十四条中之绝四毋,意必固我之态度相同,在下面详讲。

(《儒家二十讲》第五讲(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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