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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四)
[ 作者:辜鸿铭 | 来源:致中国人的演讲 | 点击数:3356 | 时间:2007/8/22 ]

 

中国人的精神(四)

辜鸿铭

  相对于家庭宗教而言,孔子在其所传的国教中创立了一个新的制度。换言之,孔子在其国教中,对君子之道的内容有了更广泛、更丰富的阐发。他创立的新的神圣制度不再被称之为礼——关于良好行为方式的法律,而是称之为名分大义。我将其翻译为有关名誉与责任的重要法则或名誉法。孔子所创的以名分大义为主旨的国教,取代了从前的家庭宗教,成为了中国人的信仰。

  在旧的制度下,家庭宗教使妻子和丈夫受到神圣婚誓的约束——遵守他们神圣的婚约。同样,在孔子所创的新的国教制度下,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帝王都要受到新的圣物即名分大义的约束——这部有关名誉和责任的重大法则或称为名誉法典,是由君臣共同遵守、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契约。简言之,昔日周公是严婚姻之礼,孔子的名分或名誉法典所确立的则是忠诚之道。因此我认为孔子给予人们一个新的、内容更广泛、更丰富的君子法。相对于我说过的家庭宗教而言,孔子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并使之成为国家宗教。

  换句话说,正像在从前的家庭宗教里订下了对婚姻的誓约一样,在孔子的国教中则订下了关于忠诚的神圣誓约。家庭宗教中婚姻誓约的确立,使得妻子绝对地忠诚于丈夫。同样,孔子传授的国教对忠诚的誓约即名分大义的确立,使得中国人民绝对地效忠于皇帝。国教的这种关于忠诚的誓约,或许可以称之为忠诚之道。你们也许还记得,我曾说过孔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主张君权神授的。其实,与其说孔子主张君权神授,不如更确切地说孔子强调的是忠诚的神圣性。欧洲的君权神授理论,以超自然的上帝或深奥的哲学来解释君权的神圣。然而在中国,孔子教育人民绝对地效忠于皇帝,其约束力却是来源于君子之道——来源于人的廉耻感。在所有的国家里,正是这种廉耻感使得妻子忠实于自己的丈夫。事实上,孔子关于对君王绝对忠诚的理论,仅来源于简单的廉耻感,这种廉耻感使商人信守诺言、履行合同,使赌徒按规则行赌、并偿还他的债务。

  我在谈到家庭宗教时曾经指出:中国这种旧的宗教制度和所有国家中的教堂宗教,规定了婚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从而使家庭制度得以确立。同样,我所说的孔子所传授的国教,则规定了忠诚的神圣性,进而确立了国家制度。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首创家庭宗教、确立神圣的婚姻制度,可以被认为是对人类和文明事业的伟大贡献,那么,我认为你就会理解,孔子创立国家宗教、确立忠诚之道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工作。神圣的婚姻巩固了家庭,使之得到长久的维系,没有了它,人类便将会灭绝。忠诚之道则巩固了国家,使之长存不朽,没有了它,人类社会和文明都将遭到毁灭,人类自身也将退化成野蛮人或是动物。因此,我说孔子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贡献是给予中国人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一个有着真实的、合理的、不朽的、完善基础的国家观念,并且给中国人创立了一个宗教——国家宗教。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孔子是在他晚年所著的一部书中传授了这一宗教。他将这部书取名为《春秋》。在这部书中,孔子首次确立了忠诚之道,称之为春秋名分大义,或简称为春秋大义。孔子的这部传授忠诚之道的著作,就是中华民族的大宪章。它使全中国人民和整个国家绝对地效忠于皇帝。这种神圣的契约、这部名誉法典,不仅是中国和政府,而且是中国文明的唯一一部真实的宪法。孔子说过,后人将通过这部书来了解他——了解他曾为这个世界做过些什么。(知我者其为《春秋》乎?)

  我恐怕谈得太多,已经有些离题了。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记得我曾说过,芸芸众生之所以总是感到需要宗教——我指的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是因为宗教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避难所。通过对一个全能之物即上帝的信仰,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但是我也曾说过,孔子的哲学体系和道德学说,即著名的儒教,能够取代宗教,能够使人们、甚至使大众不再需要宗教。那么在儒教之中,必定有一种东西同宗教一样,能够给人们以安全感和永恒感。这就是孔子在其国教中给予中华民族的忠诚之道——对于皇帝的绝对忠诚。

  由于这种忠诚之道的影响,在中华帝国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心目中,皇帝被赋予了绝对的、超自然和全能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对绝对的、超自然的、全能的皇权信仰,给予了中国人民一种安全感,就像其他国家的大众从信奉上帝而得到的安全感一样。对绝对的、超自然的、全能的皇权的信仰,也使得中国人民形成了国家是绝对牢固和永恒的思想。这种国家是绝对牢固和永恒的认识,又使人们体会到社会发展无限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并由此最终使中国人民感受到了族类的不朽。族类不朽的意识起源于对全能皇权的信仰,对全能皇权的信仰产生了忠诚之道。因此,在其他国家中,是信仰来世的宗教给予了大众以永恒感,而在中国,这种永恒感则来自忠诚之道。

  进一步说,正如孔子所传授的忠诚之道,使人们在国家方面感受到民族的永生。同样,儒教所宣传的祖先崇拜,又使人们在家庭中体认到族类的不朽。事实上,中国的祖先崇拜与其说是建立在对来世的信仰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族类不朽的信仰之上。当一个中国人临死的时候,他并不是靠相信还有来生而得到安慰,而是相信他的子子孙孙都将记住他、思念他、热爱他,直到永远。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死亡就仿佛是将要开始的一次极漫长的旅行,在幽冥之中或许还有与亲人重逢的可能。因此,儒教中的祖先崇拜和忠诚之道,使中国人民在活着的时候得到了生存的永恒感,而当他们面临死亡时,又由此得到了慰藉。在其他国家中,这种对大众的慰藉则是来自信仰来世的宗教。中国人民对祖先的崇拜与对皇帝的效忠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原因正在于此。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反映在国教之中的孔子的教育体系,其实只包含了两项内容:对皇帝尽忠、对父母尽孝——即中国人的忠孝。事实上,在中国的儒教或国教之中,有三项最基本的信仰,在中国被称之为三纲。按照重要性其排列的顺序是:首先,绝对效忠于皇帝;其次,孝顺父母、崇拜祖先;第三,婚姻神圣、妻子绝对服从丈夫。三纲中的后两项,在我说过的家庭宗教、或称之为孔子之前的旧的宗教制度中,就已经具有相同的内容。但是三纲之首——绝对效忠于皇帝,则是由孔子首次阐发,并规定于他创立的国教即新的宗教制度之中的。这儒教中的第一信条——绝对效忠于皇帝——取代了并且等同于其他任何宗教中的第一信条——对上帝的信仰。正因为儒教之中有了这种相当于信仰上帝的内容,所以它能够取代宗教,使中国人民,甚至是普通群众也没有感到有宗教的需要。

  但是现在你或许会问,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利用上帝的权威,可以使人们服从并遵守宗教的道德规范。而没有了对上帝的信仰,只是绝对效忠皇帝,又怎么能够使人们、使普通群众服从并遵守孔子所传授的道德规范?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首先指出你们有一个极大的误解,即认为使人们遵从道德规范的约束力是来自于上帝的权威。我告诉你们,在欧洲,神圣不可侵犯的婚姻要由教堂来认可,教堂声称,对婚姻的约束力来自于上帝。但我说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正如我们在所有没有教堂宗教的国家所看到的那样,神圣婚姻的内在约束力是男人和女人自身的廉耻感和君子之道。因此,使人们遵从道德规范的真正权威,是人们的道德感、是君子之道。所以,信仰上帝并非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必要条件。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使得上个世纪的怀疑论者伏尔泰和汤姆·潘恩,以及当代的理性主义者海勒姆·马克希姆(Hiram Maxim)先生指责道:对上帝的信仰,是始于宗教创始人、并由神父们继续下去的一种欺诈行为。然而,这是一种下流的、荒谬的诽谤。所有伟人,所有富有智慧的人们,通常都信仰上帝。孔子也信奉上帝,虽然他很少提及它。甚至像拿破仑这样富于智慧的豪杰,也同样信奉上帝。正如赞美诗的作者所言:“只有傻瓜——思想卑劣、肤浅的人才会在心中说,‘根本没有上帝’。”然而,富于智慧的人们,其心中的上帝有别于常人。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对神圣的宇宙秩序的信仰。孔子曾说过:“五十而知天命”——懂得神圣的宇宙秩序。富于智慧的人们为这种宇宙秩序起了不同的名称。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称之神圣的宇宙观。在中国的哲学语言中,它被称之为“道”。但是无论被赋予了什么名字,它只是一种关于神圣的宇宙秩序的知识。这种知识使富于智慧的人们认识到,道德规范或“道”属于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必须遵守。

  因此,虽然信奉上帝不是人们服从道德规范的必要条件,但是信奉上帝对于使人们认识到服从道德规范的绝对必要性,却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这种对宇宙秩序的认识,使得那些富于智慧的人们服从并遵守了道德规范。孔子说:“一个没有天命知识的人,即不懂得神圣的宇宙秩序的人,是无法成为君子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然而,那些不具备如此智慧的大众们无法领会神圣的宇宙秩序,因此也就不懂得必须遵守道德规范。正如马太·阿诺德所言:“只有在领会了道德规范之后,才能够严格地遵守它。而大众既无理解道德规范的智力,亦无遵守道德规范的能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宾塞所宣传的哲学和道德学说,只对学者具有价值和意义。

  但是,宗教的价值和意义则在于,它能够使普遍大众服从并严格地遵守道德规范。然而宗教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人们猜想是由于宗教教人信奉上帝使然。但是,正如我已经证明的那样,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使人们从道或服从道德的权威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们自身的道德感,即君子之道。孔子曾说过:“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基督也说:“上帝就在你的心中。”因此,以为使人服从道德规范的力量来自信仰上帝,这是错误的。马丁·路德在评述一部希伯莱预言著作时说过:“上帝不过是人们心中忠诚、信义、希望和慈爱之所在,心中有了忠诚、信义、希望和慈爱,上帝就是真实的,相反,上帝则成为虚幻。”因此,宗教所宣传的上帝,不过是人们心灵的一种依靠和慰藉。人们信奉上帝,信仰神圣的宇宙秩序,便拥有了一份忠诚和信义。这份忠诚和信义促使人们遵从规范。就像我曾说过的那样,对上帝的信仰,使大众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

  但是,如果说对上帝的信仰只是促使人们服从道德规范,那么它主要依据的又是什么?是神的启示。马太·阿诺德曾说过:“无论何种宗教,无论是使徒保罗还是异教徒,都主张必须靠神的启示,靠激发人们生命的感情来完善道德。”那么,这种神的启示或人们生命的感情又是什么呢?

  我曾告诉过诸位,孔子整个的教育思想体系或许可以被归纳为一句话:君子之道。孔子称君子之道是个秘密。孔子说:“君子之道无处不在,但它仍然是—个秘密。”(君子之道费而隐)然而,孔子还说过:“甚至愚夫愚妇亦能够对这个秘密有所了解,他们也能够奉行君子之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焉)同样知道这一秘密的歌德,就把它——君子之道,称为“公开的秘密”。那么,人类是在何处、又是怎样发现了这一秘密的呢?诸位想必还记得,我曾说过,对君子之道的认识始于对夫妻关系的认识。歌德所谓的“公开的秘密”,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首先是被夫妇们所发现的。但是,他们又是如何发现了这一秘密——发现孔子的君子之道的呢?

  我曾经告诉过你们,在欧洲语言中,与孔子的君子之道意义最相近的是道德法。但是孔子的君子之道与道德法还是有区别的——我指的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们的道德法与宗教家的道德法之间的差别。为了弄懂孔子的君子之道与哲学家、伦理学家的道德法有何不同,让我们首先找出后者与宗教家道德法之间的差异。

  哲学家的道德法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服从称之为“理性”的人之性。但是,理性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思维推理的力量,它是人头脑中的一个缓慢的思维过程,可以使我们区分和认知事物外形可定义的特征。因此,在道德关系方面,理性即我们的思维能力,只能帮助我们认识是非或公正的那些可以名状的特征,诸如习俗惯例、德行,它们被正确地称之为外在的行为方式和僵死的形式,即躯壳;至于是非或公正的那些无法名状的、活生生的绝对的本质,或者说公正的生命与灵魂,单是理性,我们的思维能力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伦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服从人之性,即服从我们的良心。然而正如希伯莱圣经中的圣人所言:“人心充满着各种欲念。”因此,当我们把良心视作人之性而加以服从时,我们易于服从的往往并非我称之为“公正”的灵魂、公正那无法名状的绝对本质,而恰恰是充满欲念的人心。

  换言之,宗教教我们服从的人之性,是我们必须服从的人之真性,这种本性既不是圣·保罗所说的世俗或肉体之性,亦非奥古斯特·孔德的著名弟子利特(Littre)先生所说的人类自我保护和繁衍的本性。这种人之真性是圣·保罗所说的灵魂之性,也就是孔子所言的君子之道。简言之,宗教告诉我们必须服从自己的真正本性,这个本性就是基督所说的我们心中的上帝。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正如孔子所言的,宗教是一种精神化的东西,是比哲学家和伦理家的道德法则远为深刻的法则。基督也曾说过:“除非你比法律学家和法利赛人(即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更为正直(或道德),否则你根本进不了天堂。”[12]

  同宗教一样,孔子的君子之道也是一种比哲学家和伦理家的道德法则远为深刻的法则。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道德法则要求我们必须服从自己的理性和良心。然而,孔子的君子之道则同宗教一样,要求我们服从自己真正的本性。这种本性绝非庸众身上的粗俗、卑劣之性。它是爱默生所说的一种至诚之性。事实上,要懂得何为君子之道,我们就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君子,具备爱默生所说的至诚之性,并且进一步发挥自身这一天性。因此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然而孔子还说过:如果我们学习并试图拥有君子之道的优美情趣和得体的举止,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为君子之道。中国人的“礼”在孔子的学说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含义。它可以是礼仪、礼节和礼貌等,但这个字最好的译法还是“good taste”(文雅、得体、有礼)。当它被运用于道德行为的时候,礼指的就是欧洲语言里的廉耻感。事实上,孔子的君子之道不是别的,正是一种廉耻感。它不像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道德律令,是关于正确与谬误的形式或程式之枯燥的、没有生命力的死知识,而是像基督教圣经中的正直一样,是对是非或公正,对称作廉耻的公正之生命与灵魂,对那种无法名状的绝对本质之一种本能的、活生生的洞察与把握。

  下面,我们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了,即人们是如何从夫妻关系中率先发现歌德所谓的秘密,及孔子的君子之道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发现君子之道,是因为他们具备了君子美好的情趣和得体的举止,即所谓的廉耻感。这使得他们能够明辨是非,能够把握公正的生命与灵魂那无法名状的绝对本质。但是,他们又是何以拥有了这份美好的情趣、得体的举止或廉耻感的呢?茹伯特的一句话可以对此作出解释。他说:“一个人除非懂得自爱,否则不能公正地对待他的邻居。”因此,是爱使人们明白孔子的君子之道——可以这么说,是男女之爱产生了君子之道,由此,人类不仅建立了社会和文明,而且创建了宗教——确立了对上帝的信仰。你现在可以理解歌德借浮士德[13]之口所表达的忏悔了。它是以这样两句开头的:

  我们的头顶之上难道不是茫茫的苍天?
  我们的脚下岂非是坚实的大地?

  我曾经告诉过诸位,并不是对上帝的信仰促使人去遵守道德规范。真正使人服从道德规范的是君子之道——从宗教的角度说,人们服从的是心中的上帝。因此,宗教真正的生命所在是君子之道。反之,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宗教所规定的各种道德法则都只是宗教的外在形式。宗教的生命与灵魂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由爱而生。人类首先自男女之间学到了爱,但人类之爱并不仅限于男女之爱,它包括了人类所有纯真的感情,这里既有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那种亲情,也含有人类对于万事万物所抱有的慈爱、怜悯、同情和仁义之心。事实上,人类所有纯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纳在一个中国字中,这就是“仁”。在欧洲语言中,古老的基督教术语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词与“仁”的意义最接近。因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神圣的、超凡的品质。在现代术语中,“仁”相当于仁慈、人类之爱,或简称爱。简言之,宗教的灵魂、宗教的感化力的源泉便来自于这个中国字。“仁”,来自爱——不管你如何称呼它,在这个世界上,这种爱最初是起自夫妇。宗教的感化力就在于此,这也是宗教中的至上之德。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宗教正是据此使人服从道德规范或者说是服从“道”(它构成神圣的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孔子说:“君子之道始于夫妻关系,将其推到极致,君子之道就支配了天地万物——即整个宇宙。”(君子之道,造端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宗教之中存在着一种激情和感染力。但是,这种激情和感染力并非仅存于宗教之中——我指的是教堂宗教。这种激情和感染力能够使人、甚至是下愚之人,也服从道德规范而不为名利所动。事实上,每一位稍知廉耻的、自爱的、不为名利所动之人,都可以在其行为中发现这种激情和感染力。我认为这种激情和感染力并非仅存在于宗教之中,但宗教的可贵之处又正在于它具有这种激情和感染力。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创始者之所以能够使教义留传后世,原因就在于此。而这一点也正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道德说教所无法企及的。正如马太·阿诺德所说:宗教使人领会了道德规范,从而使之易于为善。但是,这种感染力和激情并不是只存在于宗教之中,所有的文学巨匠、特别是诗人的作品,也都有着同样的激情或感染力。例如,在我曾引述过的歌德的作品中,也同样富于激情和感染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些伟大的作品却无法对大众产生影响,因为这些文学巨匠所使用的文雅的语言,是大众所无法理解的。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创始人,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他们讲着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朴素明了的语言,从而赢得了大众的爱戴。因此,所有伟大的宗教,其真正价值在于能够把感染力或激情传达给大众。为了弄懂宗教是如何具有了这种感染力或激情的,我们首先要考察一下宗教是怎样产生的。

  正如我们所知,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创始者,都是性格特殊、感情强烈的人。这使得他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爱、或称之为人类之爱,我曾说过,这种爱使宗教具有了感染力,它是宗教的灵魂。这种强烈的爱或人类之爱,使宗教的创始人们得以把握是非的本质,并将正义的法则与道德的规范相统一。因为他们是一些有着强烈情感的特殊人物,所以他们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这使得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把道德规范塑造成了一个人格化的、全能的、超自然之物。这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人格化的、全能的、超自然的道德法则,被称之为上帝。他们还坚信,他们所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的爱或人类之爱,也是来自于上帝。宗教中的感染力和激情就是这样产生了。这种感染力打动了大众,唤醒了他们的宗教情感,使之对简明扼要的教义奉若神明。然而,宗教的价值不仅仅在它具有能使大众理解、服从规范的感染力和激情。宗教的价值还在于,它拥有一种能够唤醒、激发、鼓舞这种激情的机构,从而使人们感到有必要服从道德规范。在世界所有伟大的宗教中,这个机构被称为教堂。

  许多人都以为教堂是用来教人信上帝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在现代,这种误解已使得像弗劳德[14]这样诚实的先生对现代基督教的教堂感到了厌恶。他说:“我曾在英国的教堂听过上百次布道,但所听到的要么是教中的圣迹,要么是教士们的传教和使徒的传承等,但是,我从没听到过对基督教最古老的戒律的宣讲、即教人做一个诚实的人,如‘不要说谎’,‘不要偷窃’。”在他看来,基督教的教堂应该是劝善讲道的场所。但是,我认为他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建立教堂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为善,使人遵从道德规范,如“不要说谎”、“不要偷窃”。但是,在世界上所有的伟大的宗教之中,教堂真正的功能是传教而非传道。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不要说谎”、“不要偷窃”之类的戒律只是一些僵死的、古板的教条,教堂则要以一种感染力和激情打动人们,使之遵从这些教条。因此,教堂真正的功能不在于劝善,而在于激发人们的为善之念。事实上,教堂是用一种激情来感动人们、使之为善。换句话说,在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中,教堂只是一种机构,以它的感染力和激情来唤醒人们,使之服从道德规范。但是,教堂又是如何唤醒并打动人的呢?

  众所周知,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不仅赋予道德规范以激情和感染力,而且还鼓励人们对教主及使徒进行狂热的个人崇拜。当教主死后,他的门徒为了将这种对教主狂热的、无限的个人崇拜保持下去,于是就建立了教堂。在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中,其教堂的起源正在于此。教徒们对教主有一种狂热的、无限的个人崇拜,教堂则不断地激发人们的这种感情、并将其世代保持下去,从而使人们受到感动而服从道德行为规范。准确地说,人们不仅信仰上帝,而且信仰宗教本身,即献出一份忠诚。那么,他们忠诚的对象是谁呢?这就是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的创始者,在伊斯兰教中,他被称为先知;在基督教中,他名为耶稣。如果你问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为什么要相信上帝并服从道德规范?那么他一定会回答:“因为我相信教中的先知。”如果你问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要相信上帝并服从道德规范?他必定会答以因为爱戴耶稣。这样你就可以懂得,所谓信仰先知、爱戴耶稣,事实上都只是一种感情,是一种像我曾说过的教徒对教主无限的、狂热的个人崇拜。教堂则不断地激发这种感情,并将其世代保持下来。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所以能够使大众服从道德行为规范,其真正的力量、其感染力的源泉正是这种狂热的感情。[15]

(《致中国人的演讲》第一讲(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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