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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不可而为”到“无为无不为”
[ 作者:梁启超 | 来源:道家二十讲 | 点击数:3352 | 时间:2007/8/3 ]


道家二十讲  编 者 说 明

  关于儒、释、道的三本书,《道家二十讲》最难选。中国近代,传统儒学受到批判,而佛学却得到振兴。后新儒家代表中国文化向世界宣告,儒学也备受关注。唯有道教自明清以来,一直衰败得很。道家与道教有何异同?道家与神仙家有何异同?方术又和道家有何关联?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搞不清楚的。

  道乃宇宙万物所共有,法乃人类智慧所发明。道只有一个道,各家则讲各自的法。而术乃依法证道或护法行道之种种手段。法有上中下三等之差别,术更有古今邪正巧拙利害之不同。诚如张广保先生所言,“道教的所谓‘衰落’,其实仅仅限于它的形迹,即它的教相,衰落的只是它的‘教’这一部分。”“教”有兴衰存亡,“道”则恒常不灭。

  倒是西方对中国人的道家思想有足够重视,英国人李约瑟阐述道家的世界意义,日本人汤川秀树论证道家的现代性,美国人卡普拉推崇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李约瑟甚至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一棵烂掉了根的大树。”董光璧先生更是将这几位西方科学家都归入新道家。

  道家思想“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纪晓岚语),故本书所选文章也面目多样:欲了解道家思想之流变,可读钱穆、张荫麟、潘雨廷、胡孚琛、张广保;欲掌握道家的艺术精神,可读林语堂、徐复观;欲辨析道家义理,可读冯友兰、方东美、牟宗三和唐君毅;当然,更多的还是从“人生观”入手。“无为而无不为”,道家扫荡现实人生,不为什么,而什么都做了。

  特此说明。
  

 

从“知不可而为”到“无为无不为”

1921年12月21日于北京哲学社    梁启超


  “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使世界从烦闷至清凉,“为而不有”主义可使世界从极平淡上显出灿烂。在老子眼中看来,无论为一身有,为一家有,为一国有,都算是为而有,都不是劳动的真正目的。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他的主义是不为什么,而什么都做了,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

  今天的讲题是两句很旧的话:一句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句是“为而不有”。现在按照八股的作法,把他分作两股讲。

  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人生观是个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各人的人生观不必都是对的,不必于人人都合宜。但我想,一个人自己修养自己,总须拈出个见解,靠他来安身立命。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

  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责任心”和“兴味”都是偏于感情方面的多,偏于理智方面的很少。

  “责任心”强迫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他调和起来。所以我的生活虽说一方面是很忙乱的,很复杂的;他方面仍是很恬静的,很愉快的。我觉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极了;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我的见解便是一孔子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和二老子的“为而不有”。

  “知不可而为”主义、“为而不有”主义和近世欧美通行的功利主义根本反对。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先必要问“为什么”?胡适《哲学史大纲》上讲墨子的哲学就是要问为什么。“为而不有”主义便爽快地答道:“不为什么。”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后必要问“有什么效果”,“知不可而为”主义便答道:“不管他有没有效果。”

  今天讲的并不是诋毁功利主义。其实凡是一种主义皆有他的特点,不能以此非彼。从一方面看来,“知不可而为”主义,容易奖励无意识之冲动;“为而不有”主义,容易把精力消费于不经济的地方。这两种主义或者是中国物质文明进步之障碍也未可知,但在人类精神生活上却有绝大的价值,我们应该发明他享用他。

  “知不可而为”主义是我们做一件事明白知道他不能得着预料的效果,甚至于一无效果,但认为应该做的便热心做去。换一句话说,就是做事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一味埋头埋脑地去做。

  这个主义如何能成立呢?依我想,成功与失败本来不过是相对的名词。一般人所说的成功不见得便是成功,一般人所说的失败不见得便是失败。天下事有许多从此一方面看说是成功,从别一方面看也可说是失败;从目前看可说是成功,从将来看也可说是失败。比方乡下人没见过电话,你让他去打电话,他一定以为对墙讲话,是没效果的;其实他方面已经得到电话,生出效果了。再如乡下人看见电报局的人在那里乒乒乓乓地打电报,一定以为很奇怪,没效果的;其实我们从他的手里已经把华盛顿会议的消息得到了。照这样看来,成败既无定形,这“可”与“不可”不同的根本先自不能存在了。孔子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他这句话似乎是很滑头,其实他是看出天下事无绝对的“可”与“不可”,即无绝对的成功与失败。别人心目中有“不可”这两个字,孔子却完全没有。“知不可而为”本来是晨门批评孔子的话,映在晨门眼帘上的孔子是“知不可而为”,实际上的孔子是“无可无不可而为”罢了。这是我的第一层的解释。

  进一步讲,可以说宇宙间的事绝对没有成功,只有失败。成功这个名词,是表示圆满的观念;失败这个名词,是表示缺陷的观念。圆满就是宇宙进化的终点,到了进化终点,进化便休止,进化休止不消说是连生活都休止了。所以平常所说的成功与失败不过是指人类活动休息的一小段落。比方我今天讲演完了,就算是我的成功;你们听完了,就算是你们的成功。

  到底宇宙有圆满之期没有,到底进化有终止的一天没有,这仍是人类生活的大悬案,这场官司从来没有解决,因为没有这类的裁判官。据孔子的眼光看来,这是六合以外的事,应该“存而不论”。此种问题和“上帝之有无”是一样不容易解决的。我们不是超人,所以不能解决超人的问题。人不能自举其身,我们又何能拿人生以外的问题来解决人生的问题?人生是宇宙的小段片,孔子不讲超人的人生,只从小段片里讲人生。

  人类在这条无穷无尽的进化长途中,正在发脚蹒跚而行;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在这条路上走了一点,比到宇宙圆满时候,还不知差几万万年哩!现在我们走的只是像体操教员刚叫了一声“开步走”,就想要得到多少万万年后的成功,岂非梦想?所以谈成功的人不是骗别人,简直是骗自己!

  就事业上讲,说什么周公致太平,说什么秦始皇统一天下,说什么释迦牟尼普度众生。现在我们看看周公所致的太平到底在哪里?大家说是周公的成功,其实是他的失败。“六王毕,四海一”,这是说秦始皇统一天下了,但仔细看看,他所统一的到底在哪里?并不是说他传二世而亡,他的一分家当完了,就算失败,只看从他以后,便有楚汉之争,三国分裂,五胡乱华,唐之藩镇,宋之辽金,就现在说,又有督军之割据,他的统一之功算成了吗?至于释迦牟尼,不但说没普度了众生,就是当时的印度人,也未全被他普度。所以世人所说的一般大成功家,实在都是一般大失败家。再就学问上讲,牛顿发明引力,人人都说是科学上的大成功,但自爱斯坦之相对论出,而牛顿转为失败,其实牛顿本没成功,不过我们没有见到就是了。近两年来欧美学界颂扬爱斯坦成功之快之大无比矣!我们没学问,不配批评,只配跟着讴歌,跟着崇拜!但照牛顿的例看来,他也算是失败。所以无论就学问上讲就事实上讲,总一句话说:只有失败的没有成功的。

  人在无边的“宇”(空间)中,只是微尘,不断的“宙”(时间)中,只是段片。一个人无论能力多大,总有做不完的事。做不完的便留交后人,这好像一人忙极了,有许多事做不完,只好说“托别人做吧”!一人想包做一切事,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全体中抽出几万万分之一点做做而已。但这如何能算是成功?若就时间论,一人所做的一段片,正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也不得叫做成功。

  孔子说“死而后已”,这个人死了那个人来继续。所以说继继续续,始能成大的路程。天下事无不可,天下事无成功。

  然而人生这件事却奇怪得很:在无量数年中,无量数人所做的无量数事,个个都是不可,个个都是失败,照数学上零加零仍等于零的规律讲,合起来应该是个大失败,但许多的“不可”加起来却是一个“可”,许多的“失败”加起来却是一个大“成功”。这样看来也可说是上帝生人就是教人做失败事的。你想不失败吗?那除非不做事。但我们的生活便是事,起居饮食也是事,言谈思虑也是事,我们能到不做事的地步吗?要想不做事,除非不做人。佛劝人不做事,便是劝人不做人。如果不能不做人,非做事不可。这样看来普天下事都是“不可而为”的事,普天下人都是“不可而为”的人。不过孔于是“知不可而为”,一般人是“不知不可而为”罢了。

  “不知不可而为”的人,遇事总要计算计算某事可成功,某事必失败;可成功的便去做,必失败的便躲避。自以为算盘打对了,其实全是自己骗自己,计算的总结与事实绝对不能相应。成败必至事后始能下判断的,若事前横计算竖计算,反减少人做事的勇气。在他挑选趋避的时候,十件事至少有八件事因为怕失败,不去做了。

  算盘打得精密的人,看着要失败的事都不敢做,而为势所迫,又不能不勉强去做,故常说:“要失败啦!我本来不愿意做,不得已啦!”他有无限的忧疑,无限的惊恐,终日生活在摇荡苦恼里。

  算盘打得不精密的人,认为某件事要成功,所以在短时间内欢喜鼓舞地做去,到了半路上忽然发见他的成功希望是空的,或者做到结尾,不能成功的真相已经完全暴露,于是千万种烦恼悲哀都凑上来了。精密的人不敢做,不想做,而又不能不做,结果固然不好;但不精密的人,起初喜欢去做,继后失败了灰心丧气地不做,比前一类人更糟些。

  人生在世界是混混沌沌的,从这种境界里过数十年;那么,生活便只有可悲更无可乐。我们对于人生真可以诅咒,为什么人来世上做消耗面包的机器呢?若是怕没人吃面包,何不留以待虫类呢?这样的人生可真没一点价值了。

  “知不可而为”的人怎样呢?头一层,他预料的便是失败;他的预算册子上件件都先把“失败”两个字摆在当头,用不着什么计算不计算,拣择不拣择。所以孔子一生一世只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事前猜度,“必”是先定其成败,“固”是先有成见,“我”是为我。孔子的意思就是人不该猜度,不该先定事之成败,不该先有成见,不该为着自己。

  第二层,我们既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罢,是微尘也罢,只要在这微尘生活段片生活里,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地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犹豫。

  孔子说:“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绝对自由的生活。假设一个人常常打算何事应做,何事不应做,他本来想到街上散步,但一念及汽车撞死人,便不敢散步,他看见飞机很好,也想坐一坐,但一念及飞机摔死人,便不敢坐,这类人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了。要是外人剥夺自己的自由,自己还可以恢复,要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可就不容易恢复了。“知不可而为”主义是使人将做事的自由大大地解放,不要作无为之打算,自己捆绑自己。

  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惑就是明白,不忧就是快活,不惧就是壮健。反过来说,惑也,忧也,惧也,都是很苦的,人若生活于此中,简直是过监狱的生活。

  遇事先计划成功与失败,岂不是一世在疑惑之中?遇事先怕失败,一面做,一面愁,岂不是一世在忧愁之中?遇事先问失败了怎么样,岂不是一世在恐惧之中?

  “知不可而为”的人,只知有失败,或者可以说他们用的字典里,从没有成功二字。那么,还有什么可惑可忧可惧呢?所以他们常把精神放在安乐的地方。所以一部《论语》,开宗明义便说,“不亦乐乎!”“不亦悦乎!”用白话讲,便是:“好呀!”“好呀!”

  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见他做事是自己喜欢的,并非有何种东西鞭策才做的,所以他不觉胡子已白了,还只管在那里做。他将人生观立在“知不可而为”上,所以事事都变成不亦乐乎,不亦悦乎,这种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可以说是从“知不可而为”主义发生出来。我们如果能领会这种见解,即令不可至于乐乎悦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减去许多“惑”“忧”“惧”,将我们的精神放在安安稳稳的地位上。这样才算有味的生活,这样才值得生活。

  第一股作完了,现在作第二股,仍照八股的作法,说几句过渡的话。“为而不有”主义与“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主义的两面。“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破妄返真”,“为而不有”主义可以说是“认真去妄”。“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使世界从烦闷至清凉,“为而不有”主义可使世界从极平淡上显出灿烂。

  “为而不有”这句话,罗素解释得很好。他说人有两种冲动,一、占有冲动,二、创造冲动。这句话便是提倡人类的创造冲动的。他这些学说诸君谅已熟闻,不必我多讲了。

  “为而不有”的意思是不以所有观念作标准,不因为所有观念始劳动。简单一句话,便是为劳动而劳动。这话与佛教说的“无我我所”相通。

  常人每做一事,必要报酬,常把劳动当作利益的交换品,这种交换品只准自己独有,不许他人同有,这就叫做“为而有”。如求得金钱,名誉,因为“有”,才去“为”。有为一身有者,有为一家有者,有为一国有者。在老子眼中看来,无论为一身有,为一家有,为一国有,都算是为而有,都不是劳动的真目的。人生劳动应该不求报酬,你如果问他“为什么而劳动”,他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不为什么为什么劳动”,他便老老实实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BR>
  老子说“上人为之而无以为”,韩非子给他解释得很好:“生于其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为报也。”简单说来,便是无所为而为。既无所为所以只好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

  老子还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是说我要帮助人,自己却更有,不致损减。我要给人,自己却更多,不致损减。这话也可作“为而不有”的解释,按实说老子本来没存“有”“无”“多”“少”的观念,不过假定差别相以示常人罢了。

  在人类生活中最有势的便是占有性。据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凡是为人的好像己便无。例如楚汉争天下,楚若为汉,楚便无,汉若为楚,汉便无,韩信张良帮汉高的忙谋皇帝,他们便无。凡是与人的好像己便少。例如我们到瓷器铺子里买瓶子,一个瓶子,他要四元钱,我们只给他三元半,他如果卖了,岂不是少得五角?岂不是既以与人己便少吗?这似乎是和己愈有己愈多的话相反。然自他一方面看来,譬如我今天讲给诸君听,总算与大家了,但我仍旧是有,并没减少。再如教员天天在堂上给大家讲,不特不能减其所有,反可得教学相长的益处。至若弹琴、唱歌给人听,也并没损失,且可使弹的唱的更加熟练。文学家,诗人,画家,雕刻家,慈善家,莫不如此。即就打算盘论,帮助人的虽无实利,也可得精神上的愉快。

  老子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赤子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应该和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天天在那里哭,小孩子并不知为什么而哭,无端地大哭一场,好像有许多痛心的事,事实并不为什么。****亦然。问他为什么吃?答为饿。问他为什么饿?答为生理上必然的需要。再问他为什么生理上需要?他便答不出了。所以“为什么”是不能问的,如果事事问“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我们却只记得他的上半截的“无为”,把下半截的“无不为”忘掉了。这的确是大错。他的主义是不为什么,而什么都做了。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要是说什么都不做,那他又何必讲五千言的《道德经》呢?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

  这两种主义的概念,演讲完了。我很希望他发扬光大推之于全世界?5敌姓庵种饕澹朐谏缁嶙橹母镆院蟆J钥丛诙砉团┱拢爸豢啥焙汀拔挥小钡娜吮却忧岸嗟枚嗔恕

  社会之组织未变,社会是所有的社会,要想打破所有的观念,大非易事,因为人生在所有的社会上,受种种的牵掣,倘有人打破所有的观念,他立刻便缺乏生活的供给。比方做教员的,如果不要报酬,便立刻没有买书的费用。然假使有公共图书馆,教员又何必自己买书呢?中国人常喜欢自己建造花园,然而又没有钱,其势不得不用种种不正当的方法去找钱,这还不是由于中国缺少公共花园的缘故吗?假使中国仿照欧美建设许多极好看极精致的公共花园,他们自然不去另造了。所以必须到社会组织改革之后,对于公众有种种供给时,才能实行这种主义。

  虽是这样说法,我们一方面希望求得适宜于这种主义的社会,一方面在所处的混浊的社会中,还得把这种主义拿来寄托我们的精神生活,使他站在安慰清凉的地方。我看这种主义恰似青年修养的一副清凉散,我不是拿空话来安慰诸君,也不是勉强去左右诸君,他的作用着实是如此的。

  最后我还要对青年进几句忠告。老子说“宠辱不惊”,这句话最关重要。现在的一般青年或为宠而惊,或为辱而惊。然为辱而惊的大家容易知道,为宠而惊的大家却不易知道。或者为宠而惊的比较为辱而惊的人的人格更为低下也说不定。五四以来,社会上对于青年可算是宠极了,然根底浅薄的人,其所受宠的害,恐怕比受辱的害更大吧。有些青年自觉会作几篇文章,便以为满足,其实与欧美比一比,那算得什么学问?徒增了许多虚荣心罢了。他们在报上出风头,不过是为眼前利害所鼓动,为虚荣心所鼓动,别人说成功,他们便自以为成功,岂知天下没成功的事?这些都是被成败利钝的观念所误了。

  古人的这两句话,我希望现在的青年在脑子里多转几转,把它当作失败中的鼓舞,烦闷中的清凉,困倦中的兴奋。

(《道家二十讲》第一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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