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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的交汇互补
[ 作者:苏 牧 | 来源:立品图书 | 点击数:3197 | 时间:2007/7/20 ]


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安邦兴国造福世界的当务之急(五)

中西文化的交汇互补

 

张之洞算得上一位明眼人。他的八字方针——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今仍是处置中西文化关系的独具只眼的主张。而他在论及中西学双方短处时所说“旧学之弊在因噎废食,西学之弊在岐多亡羊”,这种洞察至今仍能启人遐思。
 
 
1840年以后,中国一部分智识精英在研判和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开始痛切反思中国文化的种种问题,力图为迷茫和苦难中的国家找到一条文化出路。在这些精英中,张之洞算得上一位明眼人。他的八字方针——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今仍是处置中西文化关系的独具只眼的主张。而他在论及中西学双方短处时所说“旧学之弊在因噎废食,西学之弊在岐多亡羊”,这种洞察至今仍能启人遐思。
 
(一) “旧学之弊在因噎废食”。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得回到前面关于宋代的话头。
 
宋代(尤指北宋)的历史是一段很奇特的历史。她的文化发达——唐宋八大家中有五人出在此时,而且史学如司马光、理学如二程、张载,都堪称巨匠;她的政治开明—— 优待文人,实行文官政治,崇尚以儒家的政治理念治国;她的财富充足—— 北宋失国后,设在全国各地不可胜数的国库中,财富仍堆积如山以至腐烂。可是,北宋又是这样的一个朝代:文化保守、政治僵化、国力虚弱。何以如此自相矛盾呢?关键原因之一在于皇家文化政策的失误。这一致命失误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一系列的重大失误,比如对文官集团的失控、对士绅豪族的失控,以及最终对国家政策体系的失控。
 
 
以武力得国的北宋开国者,深知以文治国的重要,因而定下祖制命其子孙崇高文化,礼遇文人,优待文官,并诚意实行文官政治。但由于对文化的体认和驾驭力不足,因而导致对“文官”的过度依赖。
 
 
以武力得国的北宋开国者,深知以文治国的重要,因而定下祖制命其子孙崇高文化,礼遇文人,优待文官,并诚意实行文官政治。但由于对文化的体认和驾驭力不足,因而导致对“文官”的过度依赖。这就引发了两种情形:
 
1.北宋文官尽是“八股取士”出身的儒生,他们对儒家经典的功利主义和教条主义态度左右了文坛、官场,并进而左右了皇家决策者,遂使教条化了的儒家一家独大,佛道及诸家文化被严重边缘化,中国文化从此变得畸形。这实际上也把儒家带进了死胡同,一方面,儒家思想被当作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另一方面,儒家修心治世之学被供奉在脱离现实生活的乌托邦圣坛上,被迂腐、浮夸的文官集团用做简单的教条,从此,皇家和百姓便在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上受制于人,无法与之平等有益地对话。
 
2.这些文官及其梯队基本都是富户豪门。他们并不真想也并不真懂用儒家学说修心治世,而是用其作为确保既得利益的护身符和与皇家分庭抗礼的盾牌与矛枪。例如,官居高位的“旧党”成员在坚决抵制神宗皇帝抑制兼并、强国富民的变法时说:“皇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于百姓何事?”“天下财富是一个定数”,“富人为天下守财”……皇家文化政策的失误孕育了文官集团、文化阶层、富人集团的三连体怪胎;皇家(仁宗和神宗)的变法因受到这三连体怪胎的反对而流产。皇家的改革既得不到这怪胎的支持,改革的失败又使皇家失去了百姓的拥戴和护卫,于是宿命现前:两位皇帝被敌国所掳,北宋失国。中国文化从此走了下坡路。
 
从文化政策上总结,北宋的历史有几点教训:(一)对一个民族而言,文化(思想、道德、意识形态等等)的开放式架构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源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文化政策必然导致衰退和枯竭。(二)对一个政权而言,放弃在社会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上的代表性,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放弃政权。(三)对一种主流文化而言,如果它不能同时统摄和推动自然、社会、心灵这三方面文化内涵的发展,而使这三个方面彼此忽略甚至矛盾,那么,这种主流文化必然是偏狭、病态的。当北宋文官集团真正施行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时;当对人伦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视取代和排斥了所有其他文化内容,妨害了各个方面文化内涵的全面和谐发展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停滞不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北宋国开始的近千年中国历史恰好就是这个样子。
 
宋代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皇家与官僚集团争夺实权的死胡同。从宋至明一直未能跳出这个圈子。当满清政权终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某种平衡时,这个由中华文化圈边缘入主中原的政治集团又沉浸在中华旧有文化的海洋之中,既无余力也未感必要对所承继的文化做些发展和创新工作,直到1840年遭遇强大的西方。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在文化政策上的因噎废食,例如在国家意识形态、信仰、道德等方面的教条主义和功利主义,在社会文明和物质文明等方面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短视,成就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强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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