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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煊:业务自传(一)



作者:刘毓煊    转贴自:本站原创


 

        

刘毓煊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是197911月来农业出版社的,在农业经济综合编辑室,担任古农书的编辑工作;这两年来,还曾担任《农历》编辑。

    我幼年上过私塾,有古文基础;后来学的是新闻专业,曾留学日本;解放前后在通讯社、报社、出版社当过多年的编辑;此外,还写过通俗文艺,搞过科学普及,当过语文教员。

    现在,根据组织上对《业务自传》的要求,汇报一下自己业务学习的过程和达到的水平,以及业务工作的经验、体会等等,内容包括:古文基础、新闻专业、通俗文艺、科学普及、语文教学、古农书、农历,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和措施。

一、古文基础

    我现年59岁,1923年生,原籍河北省沧县集北头村(今属南皮县)

    幼年时期,我上了两年私塾入高小,又上了两年私塾入初中。

    私塾的老师是一位清末的举人,曾经修过《南皮县志》。第一次教我为启蒙,读的是《三字经》、《小儿语》、《千家诗》、《龙文鞭影》,作业是写仿影、对对子。第二次则是着重讲授古诗文,教我读完了全部的《诗经》、《左传》和《孟子》,还选读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幼学琼林》,都要求能够背诵如流,作业是每天写大小字,每周作古诗文。

     高小的数学老师也是全县有名的,他强调以四则运算,来解决初等代数的难题,而锻炼逻辑思维。

    这四年私塾、两年高小,在语文和数学上给我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我十三岁考入沧县城里的省立第二中学,初中上了一年后,回到村里,又继续以向老师请教的方式上私塾。一位老师教我选读《东莱博议》和《子史精华》,以开拓思路;一位老师教我选读《古文辞类纂》和《唐诗别裁》,以扩大基础;一位老师则教我从阅读欣赏《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入手,通读《史记》和《纲鉴易知录》,并且涉猎《明清笔记小说大观》。后者,使我在产生兴趣之中,自然提高了阅读能力,从而达到能把一些文史古籍当作大本小说来读的水平。

    于是,我在精读的基础上,通过阅读欣赏,开始了博览。我从通俗的民间说唱看到传统的章回小说,从宋词看到戏曲总集《缀白裘》,从林纾等人的翻译小说《说部丛书》看到五四时代一些作家的名著。有的观其大略,有的记些警句,有的则能背诵其精彩段落。

    1939年冬季,我十六岁来北京,插班考入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是为初中二年级的第二学期。后来以第四名的成绩初中毕业。

    在校期间,我的作文每次都名列前茅。我曾把课文上所选的《老残游记》的《明湖居听书》,在作文时用白居易《琵琶行》的体裁译成长诗,被语文老师拿到高中二年级去讲诵,因此,我在上初三的时候就经常代替语文老师批改高二两个班的作文。我曾在辅仁中学的校刊《辅仁生活》上发表过几首诗词,在辅仁大学的校刊《辅仁文苑》上发表过两篇散文,还曾获得全市中学生征文的第一名。

    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我就到北京图书馆去自学。这里浩如烟海的藏书,使我大开眼界而又望洋兴叹。我大致地查阅了书目,粗略地做了个估计,以我看书的速度,即便是每天能看三五部,也需要看三五十年。“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我像看唐宋传奇般地阅读了先秦诸子;像看长篇小说般地阅读了《资治通鉴》;我以对知识的贪婪,涉猎了文史哲方面的一些古籍和新书;还以好奇的心理,涉猎了一些杂书。但主要的还是钻研作诗文,因为当时我受了传统的“诗可以兴观群怨”、 “文以载道”的影响,认为作诗文就是学问,所以没有另外走治学的道路。

    由于有上述的基础,1941年夏季我初中毕业后,没有上高中,就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中国大学文学系和伪中华新闻学院。我选择了后者,学习了新闻专业。此后做了多年的文字工作并从事语文教学,从业务观点来说,也都是依靠这点古文基础。

    在古诗文方面,我究竟达到何等水平呢?这不好衡量,姑且举一个例子:19465月,当时的张恨水先生,曾在他主编的《北平新民报》上,以《唱和诗选》为题,发表了我和肖钟美先生唱和的三首诗。肖钟美先生就是现在著名的老书法家肖劳,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冬季来到北京,看了我在《北平益世报》上发表的社论,赠我一首七律,我当时和了两首。这三首诗如下:

 

 

沽上烟云忆别离,犹看玄鬓未成丝。

中年肥者将老,早岁雄文尔亦奇。

愤世当挝弥衡鼓,匡时俦着谢安棋。

侧闻台省开言路,放论先忧四海饥。

 

 

烽火连天恨乱离,相逢剧讶鬓添丝。

山河未改诗人老,风月维怜市隐奇。

满眼流亡怀故里,一时坛坫布新棋。

衣冠名利喧里,冷灶无烟万户饥。

 

 

燕市频年赋黍离,痛无利刃治纷丝。

文章干世终何补,事业因人未算奇。

碧眼空分三足鼎,虬髯独让一枰棋。

中宵投笔常兴叹,笳角频传道路饥。

 

 

    其中,后两首是我作的,由此可以看出那年我二十二岁时所达到的水平。

二、新闻专业

    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时,我秘密参加了辅仁大学的一些教授们组织的地下抗日组织——华北文教协会,任宣传干事,主委为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为了便于做工作,让我进入日伪新闻界,直到日本投降。

   19418月,我考入伪中华新闻学院,一年毕业,被分到伪中华通讯社当编辑。19436月,被派到日本东京当特派记者,兼日本同盟通讯社嘱托(顾问),在同盟社东京总社的华文部,先是担任翻译,后是担任编辑。同时还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新闻系的新闻高等研究科为研究生,到19455月毕业回国。

    开始学新闻专业时,对于从采访、编报到广告、发行这一系列的课程,都感到很新鲜,努力去学,因而又以第四名的成绩从伪中华新闻学院毕业。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新闻记者之道德》,被学校编入那时出版的《新闻学集成》中。但这些都不过是“纸上谈兵”。后来到伪中华通讯社,我干的是看改通讯稿并加上标题,标题要求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这倒是新闻专业的一项基本功,因为在当时是以此来看待编辑能力的高低的。后来到日本同盟通讯社华文部,我干的是翻译日文稿和看改翻译稿,这使我在日文方面能够达到阅读和翻译一般报刊的水平,但是还不能翻译文艺作品,日语也只会日常用语。

    在日本研究新闻专业期间,我读了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报纸所起的作用大为感动;我读了《日本新闻史》,对于明治维新时期报纸所起的作用也颇有感触。我开始有志于所谓的新闻事业,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自己也能够办个报。因此,我在所能涉及的范围内,注意考察了当时通讯社、报社的组织机构、生产流程以及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和人才;并且阅读了许多有关新闻专业的书籍。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当过《北平益世报》的副社长兼总编辑、长春《新生报》的主笔、沈阳《光华报》的总编辑、安东(今丹东市)《新声报》的副社长兼总编辑。

三、通俗文艺

    1950年秋季,我参加了北京市文联的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领导人为赵树理、苗培时、舒舍予同志等。我在小说组,曾与崔蓝波同志合作,写了一篇中篇小说《本固枝荣》,第二年发表在《甘肃文学》上。

    19514月,我到新大众出版社担任编辑,社长为周游同志,当时是北京市新闻处处长兼《北京日报》社长。我在编委苗培时同志的主持下,编辑了解放后第一部新农历。曾与苗培时同志等合作,写了宣传新婚姻法的评剧《二兰记》,  当时出版并上演。还曾与苗培时同志合作,写了歌颂农民起义的章回小说《李闯王演义》(拟定了六十回的回目,写到十二回,因工作调动未写完,后来原稿和资料都在 1966年散失)

     19524月,我被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为宋匡我同志,当时是北京市新闻处副处长兼干部理论教育处处长。

这年,急需编印《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起初在排印上有困难,由我用工笔小楷缮写影印。以后的补充教材改用大号楷体字排印,在编校上又有了困难,因为书中有大量供练习用的词组,第一次出现的生字旁边要加注音字母,以后再出现时则旁边只加圆点,以表示区别。这看起来很简单,但要做到严格区分而绝不错乱却很不容易。我为编辑部设计了一个统计表,保证了编校的准确性和及时出版。此外,我还编辑了一些通俗读物,并且参加了为《大众字典》注解字词的工作。

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和干部理论学习,我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有了初步的认识。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像小学生受到启蒙似的,开始知道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始知道了知识分子必须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开始知道了文艺必须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当时,我联系实际,认为像郭沫若同志等这些五四时代的作家,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且在学术上有很大的成就,是由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在治学上应用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决心从此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不断地改造自己,以求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工作。

     此后,我在努力工作中,业余曾写过两篇歌颂首都建设的散文,发表在1953年和1956年的《北京文艺》上。还曾应通俗读物出版社之约,与几位搞通俗文艺的同志合作,各自改写了几篇聊斋故事,于1956年由通俗读物出版社以我改写的《阿宝》、《竹青》和崔蓝波同志改写的《席方平》为书名,出了三本聊斋故事集。最近,新华出版社对此经过一番补充修订,即将重新出版。

    上述这一阶段,我所写的这些作品,虽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高,但是对我来说,我从以前学写古诗文,到这时学写新文艺,特别是努力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来写通俗文艺,也可以说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改造。

    这两年来,在通俗文艺方面,也许是由于能写章回小说的人不多了,曾经有些报社、出版社向我约稿。例如:上海解放日报曾约我写长篇连载;山西人民出版社曾约我写《红楼梦外编》;新华出版社曾约我写《春秋战国历史故事》;苗培时同志感到姚雪垠同志所写的《李自成》有某些不足之处,总想约我合作,重新再写《李闯王演义》。这些事情,经过我说明本职工作忙而身体又有病,都婉言谢绝了。

    对于通俗文艺,我还是关心、爱好并寄予希望的,因为它在民间有悠久的历史,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它的特点是叙述能引人入胜而语言接近群众,不仅写出来能让人读,而且说出来能让人听,因而更便于普及。特别是在目前我国还有两亿多文盲、半文盲的情况下,搞好通俗文艺是很有必要的。通俗文艺和新文艺同样都能写革命的内容,同样都要求有思想性和艺术性,只不过在艺术形式上、表观手法上和语言的运用上有所不同而已。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通俗文艺也应该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多做贡献。要把它写好,写得好上加好。因为通俗指的是要深入浅出,而不是庸俗。要写好通俗文艺特别是章回小说,是相当不容易的,首先作者要“通”,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艺术水平,才能够“以通及俗”、“使俗能通”,做到有利于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如果说,史学家为了能够科学地记叙社会的历史,需要“才、学、识”的话;那么,小说家为了能够艺术地反映历史的社会,同样也需要有“才、学、识”。有多少人能够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写得既有历史性又有文学性,有多少人能够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写得既有文学性又有历史性呢?“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们的史学界(包括农史学界),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南,继续改造旧史学,为了撰写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历史著作而努力;我希望搞通俗文艺、写章回小说的作家(其中很多是写农民作家),也能够继续改造旧的通俗文艺和章回小说,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未完待续)


作者:刘毓煊